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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

来源:http://www.htdcf.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时间:2019-12-12 08:23

摘 要: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前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均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导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常生活发生了革命,亦即现代都市型生活方式在中国大面积地确立和普及,从而为一直以来始终是以乡村的传统与民俗作为对象的民俗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本文拟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极其深刻的生活革命的基础之上,指出当下弥漫全国的乡愁情绪正是由不可逆转的生活革命所引发,进而对中国知识界过度礼赞传统、耽溺乡愁,以及在抢救、保护和传承等话语表象之中将乡愁审美化的趋势进行一些必要的批评,以促请民俗学界同仁明确自身更为重要的学术使命与可能性,亦即直面现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及其变革的历程,记录和研究无数普通的生活者是如何建构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并在其中获得人生的意义。笔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应该超越朝向过去的乡愁,对当下正在发生并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之基本事实的生活革命予以高度关注。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民俗变迁也是最为显著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民俗学一向以乡村传统民俗和国家视域下的城市民间文化为研究重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加以调整;同时,也需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故此,提出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摘要:当代中国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等社会变迁,整个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在普遍形成都市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进一步导向了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另一方面,都市民俗学曾备受期待,但由于缺乏新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止步不前;而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研究,或有建构新的都市民俗学的可能。

关键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

作者简介: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上海200241)。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知识精英希冀社会变革,强兵卫国、改进文化都成为当务之急,从洋务派到改良派都积极为此努力,他们的努力目标就是西方所建构的“文明”秩序与文化标准。“文明的话语与实践生成了人种志或民族学的知识形式,而人种学或民族学反过来承担起了所谓‘西方的文明使命’。”[1]关注民众,眼光向下成为焦点,民俗学亦应运而生。1918年北大掀起了歌谣征集运动,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胡适等加入,这也是现代意义上民俗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民俗学以民众历代传承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关注当下,必然与社会发展思潮紧密相连,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建设。2018年民俗学在新时代社会思想影响下进一步指向日常生活实践,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农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参与,同时反思百年学术历程,译介西方理论,从学科角度观照多民族、各地域的个案实践。在纷繁复杂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中,本文结合民俗学领域主要学术会议与重要学术著作,对2018年度民俗学研究做一鸟瞰式论述。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关键词:生活革命;乡愁;家乡民俗学;中国民俗学

[关键词] 城市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变迁;时空转向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和高速的物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以往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在日本和德国,民俗学家们面对变化的现代社会,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一些民俗学大家呼吁,民俗学应该关注科技革命带来的广泛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变迁。不仅如此,在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的时期,社会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意识到学科转向,民俗学也面临学科转型的问题。民俗学曾经执着于到乡村去寻找传统的民俗,抱着抢救和保护的意识去搜集和记录口头文学资料。近二十年来,一部分民俗学者立足于城市,进行与乡村类似的民俗学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或名城市,本文统一为都市)民俗学也越来越被重视,然而都市民俗学是否可以成为传统民俗学突围的方向?如何建构都市民俗学,并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向前发展?周星提出生活革命的概念,论述当下我国国民生活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希望以此可以引领民俗学实现学科转型。正是基于国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本文尝试引入新的概念和视角来讨论民俗学研究对象和问题转型的可能性。

从民俗学出现以来,就一直关注民众文化,从20世纪前十年到民间去运动,知识分子到农村进行文化调查,发起新生活运动,启蒙民众,希望民众参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2018年民俗学领域继续关注日常生活,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九十周年纪念会”就以“民俗学的实践性”为主要议题,延续2016年他们对于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探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等主办的“节庆传统与社区生活·田野工作坊”从生活实践等视域对民俗节日的建构进行探讨。周星、王霄冰主编的《现代民俗学视野与方向》(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专辟“追问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单元,集中了日本学者岩本通弥,中国学者周星、高丙中、户晓辉、王杰文等从乡愁情绪与东北亚民俗学者日常生活研究实践综述、反思,日常生活研究对于民俗学的意义,民俗学理论转向,生活世界,乡愁情绪,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阐述民俗学对生活者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萧放、朱霞主编《民俗学前沿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收纳了“实践民俗学”,核心围绕“实践民俗学”是反思的民俗学、批判的民俗学、未来民俗学展开论述;另章则是“中国的生活革命与民俗学的乡愁”,强调现代民俗学需要超克“乡愁”。岳永逸《举头三尺有神明——漫步乡野庙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则从民众信仰实践调查阐述了民众日常的信仰生活。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乡愁与华夏民俗学。作者简介:周星,男,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241)

  一、都市民俗学的现状和瓶颈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乡愁与华夏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短短十年时间,从一个外来词变成大众传媒、政府学界以及普通民众熟知词。在学术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相对于“民间文化”而言,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涵盖文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哲学与科技领域,它构建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民俗学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与实践,2018年民俗学领域对于非遗保护从学术层面进一步反思并予以推动。首先,从非遗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看到其主体内容以口头文学为主,而口头文学传承与传播恰在非遗保护中较为薄弱,也是传承保护中最被忽视之域。上海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中国创世神话产业开发学术研讨会”在讨论创世神话的基础上,探索创世神话产业化的可能性和未来走向,并指出中国创世神话内涵丰富,包含了珍贵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记忆,深入研究创世神话对于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创世神话的产业化能够助推经济发展,也能够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其次就是从国际视野整体观照非遗保护及其经验,以及它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所举办的“一带一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通过“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遗学者分析保护经验,探讨运用非遗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经验、策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著作方面则有彭兆荣的《生生遗续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提出了“生生遗续”为中国文化遗产体系的代表性概念,并用“崇高性”概念彰显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宇宙观,亦将其与西方文化遗产的“纪念碑性”进行对话。曹德明编纂的《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四卷丛书则以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38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方法为研究对象,阐述这些国家的非遗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总体战略、法律沿革、机构组织、资金来源与运作模式,通过多视角、多方位的分析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目的在于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再次就是非遗与文化创意、文化产品的研发,此话题对文化产业、艺术学等都较为关注,民俗学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民俗的研究。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承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城市社会与文化建设”博士、博士后论坛,就“多民族非遗与文创研究”“都市非遗与文创研究”“非遗与品牌合作案例研究”等话题展开,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吴玉萍《企业节日研究:基于经济民俗学新视角》(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1月)以阿里巴巴的“双十一”、小米科技的“米粉”节等为个案,从面相心理、参与精神、信仰习俗等予以分析,探索这些企业节日构成的认同性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但士农工商共同构成了民的共同体,所以商业民俗并非今天才兴起。卫才华《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志》(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明清皇家寺庙隆福寺为个案,以城市民俗所传承的僧、商、市民关系为切入点,用民俗志的方法描述了皇家寺庙隆福寺的商业民俗,及其在北京城市历史文化和商业史的位置,进一步研究了北京寺庙商业活动和市民消费生活民俗。这对当今经济民俗或商业民俗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这一话题的研究在民俗学领域一直较为薄弱,今后有待加强。最后则是对于非遗传承人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最大属性是,它是与人及人的活动相联系和共生的。”[2]传承人对于非遗而言意义重大,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发起了“‘传承人’释义”研讨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在当下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探讨在消费社会中,传承人及其文化传承的多样性与困境。此外在学术著作中较关注作为非遗项目后,民俗事象的传承与发展。陈恩维《地方社会、城市记忆与非遗传承:佛山“行通济”民俗及其变迁》(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围绕地方社会、文化记忆及民俗变迁,探寻“通济桥”作为文化空间与佛山的城市、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联系,阐释其保护现状与传承对策。


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民族文化的村寨依托与保护研究(12BMZ063)阶段性成果

  对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已不是新鲜事。但发展至今,似乎都有停滞不前的迹象。如何突破这种困局,在日益城市化的当代现实中显得尤为必要。

生活革命在中国:持续的现在进行时


  在1960年代,都市民俗学在美国等率先城市化的国家兴起,民俗学开始把研究视角从乡村转向城市,但受当时民俗概念的制约,其关注的对象由农民转变为都市中的底层群体,如车夫、流浪汉等,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所有城市里的人都可能成为民俗之民。早期的美国民俗学家提出要关注都市民俗,其实是指乡下人进了城或出生在城市的新一代,他们的行为、服饰、饮食、语言和世界观也承载着父辈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都市民俗的研究又有新的拓展,不管是研究的问题还是研究对象都跟现实社会有较为紧密的联系。1973年,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现代世界中的民俗国际会议,对现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民俗与城市、民俗与工业主义、民俗与大众媒体、信息化世界的民俗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会议主题虽然没有直接冠以城市民俗学之名,但大多是当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因为作为现代性容器的城市,是讨论现代世界无法避开的空间背景和现代性符号本身。这也透露出,当代美国民俗学已经开始对民俗时空进行现代转向。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持续变迁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多彩的变化,始终是中国诸多社会及人文学科关注的大课题,其中最常见的描述或解说便是转型说。转型理论的基本要义是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有一个既定方向,亦即从封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集权专制到民主共和、从农耕社会到工业信息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到现代化等等。该理论形象易懂,似乎无所不能地被用来解释几乎所有变化,却又令人感到意犹未尽或解释乏力。导致如此状况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社会及文化太过庞大和复杂,其演变进程也是漫长曲折、反反复复且岔路丛生,转型似乎总也不能完成。如果将问题意识单纯化并局限于日常生活,关于普通百姓如何过日子,笔者认为可以采用生活革命这一概念来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都市化等所引发的百姓日常生活的全面改善,以及都市型生活方式在全国的普及过程。

  当代中国处于从农耕文明快速转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急遽变化的社会,变动不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特点,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民俗学的研究也要契合这个特点。我国的民俗学长期以来都很注重乡村民俗,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的文化、风俗,我国民俗学的材料多数在农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包括旧式小市镇)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应该研究都市文化[1]。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标志以农村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从此之后需要告别传统乡土社会,走入城市社会,关注由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中外民俗学家都认识到对民俗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讲道:研究过去近百年的社会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文化风俗活动在这里起了什么变化,它同旧有的文化风俗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2]。日本民俗学家高桑守史说: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的急剧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同时探索以变化为重点的民俗变化[3]。但民俗学界还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在1961年曾指出:民俗学几乎没有注意到由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过渡[4],故此,他对技术世界的民俗学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轰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以及技术和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带来的民俗变迁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外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既如此,我们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

  1970-8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都市民俗学在日本盛行一时。日本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仓石忠彦,他在1973年发表的《住宅区的民俗》引起广泛关注,次年他又发表了《城市民俗学的方法》,就此开启了日本城市民俗学蓬勃发展之势,当时的日本民俗学权威宫田登等人也相继发表了相关论文。此后,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受到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逐渐形成热点课题;但此时的研究主要关注民俗变迁,如宫田登的《通向都市民俗学之路》主要考察民俗的改变与都市化的关系,以江户时代转变为东京时代的历史案例,细致考察民俗在哪些方面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着重关注随着农业生计方式的变化,支撑民俗传承的传承母体的结构性变化。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俗学家还深受历史学的影响,所举的例子不仅是前现代的,而且把都市作为一个与乡村相对照的区域类型来看待,都市民俗学仅被看成是传统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延伸,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正如仓石忠彦早期指出的:所谓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是以城市社会或城市生活为对象,通过考察那里残存的或是生成的民俗,探究日本的民族文化、基础文化的民俗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与以往的民俗学采取的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多数的研究都比较重视某些民俗事象而忽视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动,在都市寻找土著和遗俗,仍然是文化遗留物的观念占主导。尽管学者们希望通过城市与村落在组织结构、生活节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以及特点的研究,进而建构不同于村落的民俗文化体系。但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研究对象虽然改变了,但新的研究方法尚未发现和建立。因此,1990年代后,日本民俗学界虽然没有停止对都市民俗生活的考察和记录,但总体上,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大旗已不再被频频举起。不过,仓石忠彦等城市民俗学者仍然执着于继续探讨,因为当代日本民俗学界对现代民俗的研究并不能明晰城市的民俗文化体系;同时,日本民俗学依旧在努力探索新时期的学科转型之路。

  在汉语文献中,生活革命一词主要是一个媒体广告用语,它一般是指因为某种技术的发明、制度的创新或商品的推出而为生活者、消费者带来生活上极大的便利。例如,有人把21世纪初汽车在中国作为代步工具的普及视为新的生活革命的开始,考虑到中国作为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如今汽车保有量的大幅度攀升得确堪称一场革命[1];有人从公共卫生和健康医学角度讨论生活方式的改革,希望推进民众生活习惯方面的行为革命以及膳食革命和厕所革命[2]。有的学者从国际贸易的大格局,把中国加入WTO之后获得的经济实惠解说为推动了中国民众生活的革命[3];也有学者把基于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活观念的转型理解为生活革命的一部分[4]。还有人把某些新的消费动向扩大解释为中国人的生活革命,例如,某些人士主张回归自然、重过种花喝茶的生活,并说这是一场生活的革命[5]。更有人指出,新近发明的保洁机器人有可能引发家居生活的革命。有的作者强调初步富足之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把当今中国的生活革命定义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6];有的作者从科学技术革命来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指认是科技革命导致了生活主体、生活资料、生活时间、生活空间等均发生变革,促使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演化[7]。例如,说IT技术引发革命,使全世界变成地球村,使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方式和交流方式等很多方面均产生革命性飞跃。上述表述各有其理,均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日新月异的变化试图从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或学科专业立场出发所做的归纳。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

  在北欧国家,都市民俗学的最初情形与日本类似,即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背后,常常是把乡村都市的对立看作理想类型的对立;也曾有过从城市里寻找遗留物,未曾开拓新的理论而徘徊不前的经历。后来,瑞士民俗学家亨格纳提出有创见性的理论,即认为城市民俗学是对城市特性和城市生活风格的研究。而在德国、芬兰等国,也早已经开始了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展对现代城市和科技影响下的民俗学研究,甚至已经对民俗学实行更名,改为经验文化学或欧洲民族学等,其研究对象也转变为以中间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对象领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和研究已经领先学术前沿,既有对城市特性的关注,也有对科技世界的民间文化的探索,大体实现了现代民俗学的转型。

  在此,笔者将生活革命视为民俗学的一个专业用语,并把它溯源至日本民俗学的相关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民俗学虽有生活革命这一概念,但它同时也在媒体广告中广泛应用。在日本民俗学中,生活革命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1955-1975)和全国规模的都市化、现代化而发生的日常生活整体的革命性变化。日本民俗学者一般认为,经济高速增长和都市化促成了彻底的日常生活革命,他们较多采用今昔比较法,通过对生活革命之前和之后的状况进行比较,对民众的生活文化进行细致、系统的观察与分析,这同时也被认为是重视传承论和变迁论的日本民俗学比较擅长的基本方法。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较为传统性的日常生活里不曾存在的各种导致生活便利化的商品,诸如以1950年代的三种神器(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1960年代的新三种神器(彩电、空调、轿车)为代表的一系列家用电器和新型、耐用的生活必需品迅速普及[8],曾在生活革命的相关研究中尤其受到重视,民俗学者透过它们意识到日常生活的急速演变,也深切感受到民俗文化传承所发生的断裂以及民众生活意识的巨大革新。除了对新近诞生并逐渐成为现实的新岁时习俗、新人生仪礼和新的娱乐、艺能等积极予以关注外,日本民俗学还必须同时面对消失的民俗、变异的民俗以及它们与新生的民俗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一)解读城市化

  从中国的现有研究来看,都市民俗学还未完全开展起来。虽然早在1980年代,乌丙安、陈勤建就提倡要开展都市民俗研究新领域,并初步探讨了都市民俗的原型和都市化过程。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户籍制度制约,在改革开放初我国都市化程度还不高,学界对都市民俗的关注度也不高,陆续有一些研究也多是对都市民俗的倡导呼吁和资料搜集整理。对理论的探讨比较缺乏,更谈不上系统性,处于提出问题和构想阶段,大多是从历史视角出发对城市风俗和风俗史进行搜集和研究。虽然也有人关注到都市新民俗,比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书中介绍了当代上海的一些新习俗,徐华龙提出的泛民俗一词主要关涉都市社会的新时尚,但还未旗帜鲜明地提出都市民俗学。明确提出要建构都市民俗学体系的是2004年,陶思炎等人出版的专著《中国都市民俗学》,并把都市民俗的对象扩大到已经进城的农民,但尚未涉及到都市环境和新的时代诞生的民。

  日本民俗学研究生活革命,积累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诸如生活革命与都市化的关系,团地社区(小区)与生活革命的关系[9],都市化和故乡意识的变化[10],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在日常生活的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变化,以及农村生活的变迁与开发[11],都市居民的田园憧憬[12]等等。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生活革命之前那些传统生活方式的追忆、缅怀乃至于复原。除对全国规模的生活变迁通史予以关注外,日本民俗学还注意到生活革命这一过程中的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等问题,试图对生活革命予以动态性的把握。通过研究生活革命,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例如,新谷尚纪提出近现代日本民俗传承的三波并行展开论[13],认为传统(如农渔业生计中的人力和畜力;婚丧仪式的家族办理和互助等)、创生(如机械;婚丧仪式的庄严化与商品化)和大众化(如机械的普及;大众文化等)在近现代的日本是并行展开、相辅相成的,所以,民俗学观察到的现实极其复杂。文部省重点课题关于高度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的民俗志追踪研究(2013-2015,负责人:关泽),不断追问高速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并从多学科交错的视野,重新审视农村人口向都市的大量流入、都市化导致山村大面积消失、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生活用具电器化、汽车的普及等多种基本的变迁进程[14],其结论认为除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促使日常生活朝向都市型生活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还有水力和电力的安定供应。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陈列,对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与生活革命等主题也予以高度重视,可视化地反映了生活革命的研究成果。不过,在日本,生活革命这一用语有时也用于指称其它时代急剧变迁的文化现象,例如,针对战前大正时期(1912-1926)的东京,也有所谓中流生活革命之类的表述[15]。此外,今和次郎的考现学亦曾致力于研究日常生活的当下[16],在生活革命的现场进行彻底的观察与描绘,他因此而在服装论、居住论等方面,均取得了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成果。

  什么是城市化?关于其定义有多种。除了城市化,还有都市化、城镇化等概念,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意思,相反,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之前,中国的都市其实也是乡村的延伸,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其文化类型与乡村区别不大。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都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仍然是帝王及其高官要人的住地,是政治性中心;而不像西方国家是经济和商业中心;而在近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都市化包括多种理解。有乡村生活方式,也有移居城镇,人口转移而带来的生活变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人口定期外出务工,阶段性的返回到乡村,并继续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定期赴城市务工,成为城镇里的暂住客。都市化既包括居住在乡村而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也包括居住在都市而随之适应都市的管理和规范、生活节奏等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换言之,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现代最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都市本身有一个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比如以前也不用自来水,而是井,以前也不住高楼和公寓,而是平房;以前城市的边界是有限的、人口没有这么密集和容量庞大;而今日乡村实行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也同样拥有自来水、楼房、电话、电视、电器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所以,城市化往往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关于城市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对之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5]。这五个方面,都势必对乡村原有的民俗传统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综观国内外,都市民俗学虽曾经备受期待,但目前在一些国家却似遭遇瓶颈。原因是相关研究仅仅是把目光从农村移到了城市,但是空间变化之后,却惯性地去寻找符合民俗框架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只是把旧人换了新衣。这看似坚持了民俗学的传统,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因此,导致其难以进一步发展。换言之,都市民俗学研究,需要转换思维,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现代都市里去寻找民俗,尤其是遗存的民俗,尽管继续关注都市里传统民俗的变迁也是重要的,但需要突破学科原有的边界,突破民俗学惯常的思维,回到学科最初的范畴中较为普遍化的概念或研究对象。民俗学者也需要介入当下社会,勇于担当,去注意都市中生活的人群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传统资源来应对挑战并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等问题。鉴于民俗之词的局限性和与生俱来的刻板化印象,即使是研究都市的新民俗,也仍然会被其名称所困扰。而近来日益引起重视的日常生活一词,似乎可以让民俗学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名称固化中获得解放。以日常生活为新时期民俗学的核心概念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此概念对于多数民俗学学人还显得陌生,还需要一个从国外移植到本土生根发芽的过程。但对此的讨论,也已揭开新时期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帷幕,呼唤我们进一步跟进。

  本文采借生活革命的概念,除保留其基本涵义外,还想补充指出,首先,在中国,生活革命的指向是都市型生活方式的确立和普及,构成其根本内核的是除了卧室和客厅,还配备有厨房、卫生间(抽水马桶)、浴室(浴缸或淋浴)以及上下水、煤气和电源等系统的单元楼房日益成为最大多数人们日常起居的生活空间。岩本通弥在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一文中,从现代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借助官方的统计资料,对日本现代社会之日常生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他把高层集合住宅密集的团地(小区)、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以及清洁卫生的室内生活视为现代日常的基本要点,认为此种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水、电、媒气的稳定大量供给密不可分[17]。岳永逸认为,以抽水马桶、单元房为基本表征的都市生活方式,眼下已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实践或向往,并不遗余力、背井离乡要去追逐的生活方式[18]。笔者认同上述见解,认为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和当年日本的情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日本民俗学对生活革命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为中国民俗学所借鉴。要维持上述那样的现代日常生活,必须有完善和稳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系统的存续,这也正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所致力于大规模建设的。以单元楼房的日常起居为基础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已在中国大面积地普及开来,目前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仍在持续的延展之中。

  (二)城市化带来民俗变迁

  其次,生活革命在当前的中国要远比当年在日本的进程来得更为复杂、不均衡和曲折。它具体地还可以分解为温饱问题的初步解决[19],补丁衣服彻底退出日常生活和穿着的时装化,厨房革命(以煤气或电力为能源,上下水系统,冰箱、微波炉、电饭煲等厨房用电器的逐渐普及,餐厨用具精美化),厕所革命(配备抽水马桶和沐浴设施[20]),电视、洗衣机、吸尘器等家用电器的日益普及,以及伴随着电话、手机、网络的普及而日新月异的信息通讯革命,交通革命(村村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和初步进入汽车社会(包括乡村的摩托车和微型农用车)等等很多彼此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层面。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上述诸多层面的革命性发展而被彻底改变。德国民俗学者鲍辛格所说的科学技术世界,其实就是由科学技术支撑的生活用品一般化了的生活世界,它们构成了理所当然的生活环境[21]。尽管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生活革命的进程和所达到的程度并不均衡,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和社群性等各种属性的差距,但生活革命的总体方向和基本趋势却基本上一致。近年媒体大肆炒作的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电饭煲和马桶盖的新闻,其实就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生活革命浪潮中几朵小的浪花而已,只是因为它溢出国境才成了新闻。即便是在较为偏远的乡村,由于政府强力推进的村村通工程和全国规模的新农村建设等,也促使其与距离最近的大中小都市或小城镇的联系千丝万缕并日趋便利化,这意味着包括衣食住行等在内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在各地农村也都取得了程度不等的进展,生活革命在广大农村也是正在展开的现实。农村以各种方式程度不等地卷入了都市化的浪潮,例如,进城打工者回乡盖房,大都模仿构成都市型生活方式之基础的单元楼房,并尽可能地设置燃气灶台、抽水马桶和淋浴等,这其实就是一种在地城镇化;当然,另一方面,人去楼空、村落的空心化和农村过疏化也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最突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英国的威廉斯直接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6]。民俗学以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为旨归,各种关于文化变迁的论述,大都涉及到民俗。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变迁一定会导致民俗发生变易,其影响不仅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对于现代城市和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外出务工者,也不可忽视。

  1.农村人口过疏化带来文化传承断裂

  日本曾经历城市化带来的农村民俗衰微。城市化使许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山区村落有的因修水坝而全村淹没,有的因修道路而土地被占,全村迁移到平原地带,于是出现废村现象,民俗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7]。在我国,也是同样。1980年之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80%。由于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管理,农民极少移动,更难以进入城市,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乡村。经过逐步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已经少于非农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2013年已经到53.7%,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要远高于此。村落空壳化现象已很严重,民俗的传承面临危机。

  民俗的传承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女性承担某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角色。比如,在西南苗族地区,芦笙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有芦笙在场。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芦笙文化已经少有传承,只能是男性而绝不能有女性上手的芦笙,在城市化带走男性青壮年的村子就只能专门培训女性来吹芦笙。侗族长期都盛行村寨之间的月也习俗,原本是两寨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结交、了解进而婚配的交际习俗。但如今,寨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的人们只好女扮男装,妈妈扮姑娘,活动的目的从联姻变成了自娱自乐[8]。这种情形不仅仅局限于民俗文艺活动,也发生在比如中元祭祖、村社集体仪式等等,一向由男性出面的民俗和礼仪社交只能是女性来接替。乡村的民俗活动的减少和被迫演变。另外,乡村的许多民俗活动因为人手不足,民俗传承被迫中断。

  城市化还表现在一部分留守的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自己则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农村建设硬件设施的改善,以及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的建设,使得过去处于偏僻山区的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市场交换圈,也为城乡之间的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换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或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村寨居民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居住的趋势。传统农业村社,村民是靠近生产田园分散居住,非高度集中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路边建房,房屋建筑也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砖石结构、铝合金窗和钢丝门越来越多被使用。饮食和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越来越多购买外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而较少自己动手加工。传统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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