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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htdcf.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时间:2019-10-21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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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鲁王》——活在口头上的英雄史诗

余未人《民间笔记》序

  苗族史诗是苗族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它提供了综合的、系统的、有深度的描述,反映了苗族的制度文化,并给苗族带来了长久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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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在《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

刘锡诚

  《苗族史诗》目前有苗语、英语、汉语三个版本,相关研究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口传史诗进行立档和保存,也希望口传史诗能被不同的读者接受。  当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苗语消失的危险,开始有意识地保存或者延续和苗语有关的故事及民俗。在黔东南流传的苗族史诗有成百上千。尽管史诗歌手的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锐减,但至今仍有演唱者活跃在许多仪式活动上。史诗有可能重新演绎,或是在新的语境下前行,抑或将这种传统持续保留于苗族生活中。  《苗族史诗》这本书就是被不同的文化实践者作为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纪念物来保存的,通过该书黔东南地区的口头史诗传统被纪念物化和纪念馆化了。《苗族史诗》目前有苗语、英语、汉语三个版本,相关研究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口传史诗进行立档和保存,也希望口传史诗能被不同的读者接受。  《苗族史诗》翻译项目最初的参与者包括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今旦以及其他搜集者,他们大多都是苗族人甚至是苗族史诗歌手。我作为英文翻译后来也有幸参与了这一项目。今旦的子女吴一方和吴一文找到我,希望我能翻译《苗族史诗》,即1983年由马学良和今旦修订后的版本。他们告诉我,出版三语版《苗族史诗》是马学良和今旦的一个梦想,也是其他项目组成员一生的理想。在这个活态传统濒临消失的时代,苗语的这一口头传统和他们的传承人都即将要离开曾经的舞台,这本书也将变成这一时代当地苗族人的丰厚遗产。  在《苗族史诗》一书的标题里,我们用Hmong表示苗族,并将之贯穿全书。这是与今旦一家和贵州民族出版社的编辑共同商议的结果。因为我们意识到,生活在中国境外的苗族人也是这本书的重要读者群。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被称为Hmong。此外,今旦一家也意识到许多苗语方言并不是互通的。在海外的苗族既不能阅读苗语罗马字,也不能阅读汉字文本。所以,使用英语能够扩大该书的读者范围,让更多人理解苗族史诗。  希望通过三语版的《苗族史诗》,让未来几代人都能延续苗族语言文化所呈现的艺术和美学的力量。  (作者单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刘先福、本报记者孙妙凝/译)

  贵州省最贫瘠的麻山深处,苗家东郎(歌师)们在千年如一日地传承着古老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只是,文化界对此全然不知。直到2009年春天,《亚鲁王》才闪入了文化人的视野。它仿佛横空出世,震撼了民间文学界和苗学界的学者们。从发现至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亚鲁王》正式翻译出版了。这是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又一特别行动和丰硕成果。

刘锡诚

我与余未人认识是35年前的事了。1980年4月,作为《文艺报》的编辑,我到贵阳去调查了解贵州省作家的创作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情况,记得住在一个叫红岩宾馆的招待所里读了一个礼拜的贵州青年作者的作品,然后在《山花》和《花溪》两个编辑部的帮助下召开了座谈会,时在《花溪》任编辑的青年小说作者余未人也到会,我们就在会上相识了。读其作品在先,相识其人在后。由于对她作品的欣赏,所以在回京后写的《人才辈出生机勃勃——贵州文坛见闻》(发表在《文艺情况》上,后来又先后收到拙著《作家的爱与知》和《在文坛边缘上》)一文中,有一小段话评论她的小说:“女青年作者余未人,她的小说《道是无情却有情》、《玫瑰情思》(《花溪》一、二期)构思新巧,讲究结构美,人物刻画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篇小说,是不是她的处女作,我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我这段简短的文字,却来自于我对她作品的感悟和概括,也成了我们最早相识的见证和我对她作为新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的期许。此后,80年代中后期,她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冲突为题材写了不少作品,如短篇集《星光闪烁》、中篇集《冬泳世界》《成功女性》,长篇《梦幻少女》、《滴血青春》等。

  十年来民间文学的奇迹 罗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以西部苗语方言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部)苗汉双语对照文本和汉语整理文本,经过三年的调查、记录、整理、翻译工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它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工作的变动,我离开了文学和文学界,“转身”(陈辽给我的评语)于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未人也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把关注和著述的重点转向了民间文化(2004年,我国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的理念,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倾力提倡和担纲民间文化保护的冯骥才先生成了同道者与合作者。时代让我们又走到了一起。有一次,我曾对老友大冯戏说道:您、我、余,我们三个文学人,不约而同地相遇在民间文化保护的领域,是时代所使然。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深谷。大约与《诗经》同时代的一部史诗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西部苗族中至少口头传唱了2500年以后,今天终于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出版面世了。《诗经》是源于民间的口头诗歌,后经升华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而这部《亚鲁王》是至今仍在民间口头传诵的活态史诗。

迄今在贵州省麻山地区紫云县以口头形态流传的《亚鲁王》的被发现和记录,是2009年4月贵州省麻山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新发现的一个重要成果。这部叙述和歌颂亚鲁王国第17代国王兼军事统领在频繁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中创世、立国、创业、发展的艰难历程的史诗,不仅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为苗族的古代史提供了不朽的民族记忆,传递了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精神,而且以其独具的特色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活在口头上的英雄史诗,民间笔记。现在,未人把她近十多年来所写的有关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文章著述集结为《民间笔记——贵州“非遗”田野记忆》,而且就要付梓,她来信要我写序,我不顾年届耄耋,耳朵失聪,眼睛患了黄斑变性,已经变成了“残疾人”,立即答应了她。

  这颗在贵州麻山偏远地区崇山峻岭中埋藏的民间文化明珠,历经上千年的风霜雨雪,于2009年由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执著发掘而惊现于世。记得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掌门人冯骥才得到消息后,曾斩钉截铁地说:把抢救工作放在第一位,在第一时间奔赴田野第一线,立即对这一具有丰碑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紧急抢救。2011年,《亚鲁王》以其珍贵的文化价值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发现至今,我们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这本书正式翻译出版了。这是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又一特别行动和丰硕成果。

为了对这部史诗进行有效保护,该县从2009年5月起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的指导下实施了实地采录(部分是现场采录),并于2010年3月向文化部申报、国务院于2011年6月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这项濒临衰微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国家的层面上得到保护。

其实,在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由冯骥才挂帅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3年中国文化部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之前,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位子上的余未人,就已经深度地介入并主持贵州省的民间文化的调查、记录、保护、研究工作了。1997年底,她把由她策划、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吴家萃主编,11种)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卢惠龙主编,10种)送给我。读了这两套丛书中的几种,引发了我压抑不住的冲动,当即写了一篇随笔《懂得感谢》(《文艺报》1998年2月12日)和一篇评介文章《新的学科生长点》(《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和《贵州日报》1998年10月23日),指出这套书“把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进民间文化研究中来,以输血的方法改造着传统的、单一的、平面的民间文化研究,从而为振兴中国民间文化学研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之后,在我退休三年后的2000年9月5日,作为一个久居“边缘”的学人,我应邀参加江苏省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一篇题为《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的讲话,再次就这个话题发挥说:“贵州省民间文学50年成果辉煌,老一辈民间文学带头人田兵功不可没;现在文联分管民协的副主席余未人是位女作家,她与出版社的领导人一起策划出版了《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一套十一种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十卷,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我看到一份材料,许多外国学者和官员闻讯到贵州进行考察。”在这两套丛书之外,她还主持了《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1》、《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2》两套丛书,由于我没有看到后面出版的这两套丛书,这里不敢妄加评论。

  《亚鲁王》是典型的口传史诗,又是一部复合型的史诗,具有创世、迁徙、英雄多种史诗类型,具有翔实生动的叙事性,是西部苗族历史的诗化,也是西部苗族诗性的历史。它代表了西部苗族在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是苗族从远古时期一直传承至今,在当代苗族人生活中存活、由苗族人集体丰富的智慧结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文化人都在不断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一文化本源问题,《亚鲁王》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西部苗族的源头。它体现了苗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基因密码和精神图谱,也是我们今天了解认识苗族的百科全书。这其中凝聚着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文化象征和人类文明的丰碑。

自从在非遗普查中被发现,到实施采录,以及尔后的翻译过程中,承蒙从事记录翻译的同仁、指导者和主编余未人、贵州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周必素、中国民协领导人冯骥才、罗杨诸先生通告情况,多所交流,使我有机会较早接触到并多少了解到一些《亚鲁王》的调查和翻译工作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并在正式出版前就陆续读到了史诗的译文,从而激发我进行一些思考。在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专家评审时,根据我所掌握的史诗的一般知识和对《亚鲁王》的粗浅了解,对其英雄史诗的性质提出了肯定性的认定意见。

就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调查保护及学科建设领域而言,余未人所策划和主持的这两套大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所说的我国“后集成时代”的重头成果之一。自2002/2003年起,更准确地说,自2004年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起,我国的民间文化、民间文艺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非遗时代”。“非遗”理念和保护的提出,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界的共识。“非遗”价值观及“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引进,对我国文化界、文艺界、人文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形成的工作传统,是一次强烈的冲击甚至颠覆,尽管有些人至今还对此视若无睹,不予认同。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文化思潮下,余未人几乎全身心地、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保护运动中去了。我以为,她的这次“华丽转身”,表明了她对广大民众文化传统的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她的社会责任感。她不仅以自己的笔和口作力所能及的呼吁、阐释、宣传、研究,参与保护工作的组织、发动、指导、编纂,还亲身深入田野去作调查,并以田野调查和书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撰写了《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亲历沧海桑田——草海生态及历史文化变迁》《苗疆圣地》《苗族银饰》《千年古风:岜沙苗寨纪事》《民间花雨》《民间游历》等六七本关于民间文化(非遗)的专著。她的这几本专著,对于苗族、侗族等民族及其支系(如岜沙苗、四印苗)的民族文化的描述和判断,是无可代替的。正如她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作家深入田野的特点是注重人,民俗学者的田野调查其特点在事。(大意)她在记述和评价进入她视野中的民族民俗事象时,牢牢地把握住和围绕着“以人为本”的切入视角和剖析原则。

  无疑,《亚鲁王》的发现是本世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一个奇迹。《亚鲁王》的活态传承也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一个奇迹,而杨正江的出现实现了西部苗族历史和现代的对接,更是一个奇迹。我们不愿意总发现有非遗濒危,我们愿意书写抢救的奇迹。目前,《亚鲁王》的歌师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3岁。而既能通晓西部苗语又能以拼音式苗文笔录并译成汉字的人只有一位,他就是《亚鲁王》的收集翻译者杨正江。苗族民间史诗研究人才稀缺、传承者甚少,不仅体现出《亚鲁王》这一古老而濒危的口头苗族史诗的学术价值和珍贵的文化价值,而且使我们倍感今后的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活在口头上的英雄史诗,民间笔记。记录翻译这样一部史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史诗文本,是由两个文本组成的:其一是在演唱现场所作的苗文记音和汉语对译本;其二是汉文语体文本,即意译本。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则中规定,“保存”和“保护”两者并重。笔者以为,对于民间文学类的非遗项目来说,记录(笔录、录音、录像)保存,也许是保护的最好方式之一。记得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专家委员会主席、芬兰学者劳里•航柯先生来华履行中芬文化协定,与中国学者合作,联合召开学术会议和进行联合调查,在我国民间文学界推行芬兰学者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们的学术理念和保护理念,并发表文章提出,把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记录下来加以出版或存放在博物馆里,使其以“第二生命”在更广大的读者中得到传播。他说:“之所以提出要保护民间文学,并不主要是由于民间文学的第一生命,即自然生命,而主要是由于它的第二生命,即把民间文学制成文件,特别是使民间文学再度循环使用。在这一过程中,非书面的民间文学似乎总是变成了书面文学或其它艺术形式,从而在民间和地区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过程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使民间文学不囿于某一孤立团体的财产,能为世界文学甚至为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垄断做出贡献的唯一机会。”(《民间文学的保护——为什么要保护及如何保护》,见《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护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苗族史诗《亚鲁王》的调查、记录、翻译、出版,正是“保存”和“保护”并重、以其“第二生命”使其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这一保护理念的体现。

近十多年来,余未人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她以热情、执着、勤奋和繁难的工作和优秀的成果,成为了贵州省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领军人物。但我以为,在这许多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2005—2007年完成《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编纂和2009年以来参与主持的西部苗族的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搜集、记录、翻译、出版与探讨。《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是冯骥才主编的全国30卷《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中的第一卷,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既然是开路先锋,就理所当然地带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况且最基础的工作,是要从全省民间美术的普查做起,而这无疑是最为繁难的一件任务。2006年7月,余未人和青年文化学者张晓邀请我到黔东南雷山的西江千户苗寨参加在吃新节举办的文化传承展示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她拉我去贵阳参加了她主持的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编撰会,我旁听了各位编委的发言,才真正了解到了这件工作的意义和普查搜集材料的艰难。进行一次普查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许多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民间美术的材料、器物、图案、纹样,对于理清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脉络、流变情况、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材料、器物、图案、纹样,又大多在私人收藏家或各级博物馆手里,要集拢起这些材料又谈何容易!余未人终于没有让读者失望,她终于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同样,对史诗《亚鲁王》的搜集、记录、翻译、编辑工作,也让我为之击节赞叹。她在参与主持这项史无前例的项目时,始终同我保持着联系,也曾不止一次地与我讨论种种问题,特别是关于这部史诗性质,即是否是英雄史诗的问题。2009年9月15日,她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的《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一文,第一次向外界报道了在偏远闭塞的麻山紫云县发现了苗族的英雄史诗《亚鲁王》。我读到这篇文章后的第二天,即9月16日,便以十分欣喜的心情将其转载于我的博客上,并加了这样一段按语:“以往苗族只发现和记录过若干古歌(古老歌),而没有发现英雄史诗。这次,由地方干部发现和正在记录的《亚鲁王》,如真的属于英雄史诗,笔者认为,那应当是一个重要发现。这也本不奇怪,学者们知道得多的是黔东南、黔南一些开化和发达地区,而像麻山这样交通不便、语言复杂的县份,是很少有文化人、学者涉足的。女作家余未人及时把麻山的事情扶植和报道出来,关注民间;冯骥才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赶赴麻山,表现出文化人的民族责任心,可谓民间文艺界之大幸。向他们致敬!——2009年9月16日”这段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和意见。认定《亚鲁王》是英雄史诗,坚定了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信心。《亚鲁王》终于在2011年5月被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次年,由冯骥才总策划、余未人执行主编的《亚鲁王》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在北京开了发布会。如今,未人虽然步入了古稀之年,但她依然血气方刚,继续在民族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线上奋力。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我相信,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一定会因更多人的赏识,长久绚丽地绽放在人类文化史册。

史诗《亚鲁王》(第一部)的出版,我以为,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以上这篇文字,就权作序言吧!祝《民间笔记》的问世!

  《亚鲁王》出版的意义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

一、《亚鲁王》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面临着改写。这部史诗以西部苗语方言为传承载体,其内容的主体,是以亚鲁王为首领的古代苗族一个支系所经历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也包括了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如蝴蝶找来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造乐器、造铜鼓)、造地造山、造日造月、公雷涨洪水等神话传说,到开辟疆土、立国创业、迁徙鏖战、发展经济、开辟市场(如以十二生肖建构起来的商贸关系)、姻亲家族(史诗写了亚鲁的12个儿子及其后代,以及他们父子连名制)等农耕文明业绩,以及以亚鲁这个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兄弟部落和亚鲁部落的家族谱系。这样的一部英雄史诗不仅在是麻山及周边地区第一次发现,而且即使在更为广阔的西部苗语方言区也是第一部。

2014年10月31日于北京寓所

  以西部苗族方言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苗汉双语对照文本和汉语整理文本,经过三年的调查、记录、整理、翻译工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至少有三方面意义。

苗族是华夏大地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它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自20世纪初年以来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且多有调查、发现、记录,并被译成汉语出版。从已经搜集记录下来并已出版的苗族叙事诗作品看,主要是以创世、人类和万物起源为内容的古歌,兼有部分记述部落迁徙的作品,但数量不多。如夏杨从1948年开始搜集、到80年代初定稿的《苗族古歌》(最早发表于《金沙江文艺》,后由德宏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田兵编选、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整理的《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马学良、今旦译注的《苗族史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1月),苗青主编的《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一、二两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1月),以及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等,正是这种情况,即以创世和人类起源为内容的“古歌”(或称“创世史诗”)居多,而以部落迁徙和部落或部落联盟战争为背景、记述和歌颂部落英雄的英雄史诗则不多见,尤其是西部苗语方言区的此类作品更属罕见。马学良于1952年记录的《溯河西迁》、唐春芳等记录的《跋山涉水歌》,都是流传于黔东南清水江一带的作品;杨芝口述、夏杨记录的《涿鹿之战》描写了包括古代苗族领袖格五爷老、格略爷老、格蚩爷老三位长老在内的涿鹿大战,显示了较为突出的史诗性质,大概是搜集于滇东北的昭通,应是属于东部苗族的史诗。苗青主编的《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所收的关于部落和族群迁徙与战争的作品,除了几篇记录于赫章和威宁者外,大多是记录于滇东北次方言区和川黔滇方言区的作品。故而在紫云县记录的以西部苗语麻山次方言传唱的篇幅浩瀚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在苗族长篇叙事诗作品中尤为珍贵。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首先,《亚鲁王》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将被改写。这样一部英雄史诗不仅是在麻山及周边地区第一次被发现,而且即使在更为广阔的西部苗语方言区也是第一部。故而,这部《亚鲁王》在苗族长篇叙事诗作品中尤为珍贵。

二,英雄史诗《亚鲁王》在20世纪历次调查中均被忽视,此次普查中被发现从而填补了民族文化的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曾有不同支系的苗民在麻山次方言区居留和开发,他们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支系的文化印迹,如“狗耳龙家”、“克孟牯羊”、“炕骨苗”、“砍马苗”等支系的名称,留下了立鬼竿、“以杵击臼和歌哭”的仪式,“舁之幽岩”的葬式的踪影,等等。但在20世纪以来的历次民族调查和民间文学调查中,调查者们却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黔西北的苗民中有这样一个亚鲁部落(支系),更没有提及在“亚鲁苗”中流传着一部长约26000行的《亚鲁王》英雄史诗,而这部史诗第一次出现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工作人员的视野中。有材料认定“公元前2033年至公元前1562年,苗族史诗亚鲁王就有了雏形”,这种断语也许还需要更多的如王国维所说的地上和地下的材料来证实,但史诗以漫长的生命史延续到今天仍然以口传的形式在歌师中代代传递,200余个亚鲁苗的王族后裔的谱系及其迁徙征战的历史故事仍然能栩栩如生地从歌师们的吟唱中飞流而出,给后代留下了一部“活态”的民族百科全书,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感到惊异。

  其次,英雄史诗《亚鲁王》在20世纪历次调查中均被忽视,此次普查中被发现,从而填补了民族文化的空白。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了这部史诗后,立即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对这部史诗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尽管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这部口传史诗的第一部,但就其内容和篇幅来看,它应是历年来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苗族主要分布区搜集到的长篇叙事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比此前篇幅最长的《逐鹿之战》要长得多,堪称是苗族民间叙事作品中迄今篇幅最为宏大的一部英雄史诗。

1902年日人鸟居龙藏到黔西做过调查,撰写了一部汉译本长达505页的《苗族调查报告》(上下两册,国立编译馆译,民国24年),他根据《黔苗图说》里记载的苗族的主要居住地的贵州省,苗族分支为82种,并确认《亚鲁王》中写到的“鸦雀苗”这一支系(部落)的居地在贵阳府。但鸟居龙藏并没有提到贵州82个苗族支系中有《亚鲁王》的流传。

  最后,《亚鲁王》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尽管《亚鲁王》的形成时代还有待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就目前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它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道教文化的浸染,却与儒家思想无缘。故而我们有理由说,《亚鲁王》与已有的大多数英雄史诗不同,它为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

40年后,芮逸夫、管东贵于1940年在川南叙永的鸦雀苗中调查撰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三,1962年,台北)中,也没有提到“鸦雀苗”中有此史诗或古歌的流传。史诗中描述的这个与亚鲁部落同时并存的“鸦雀”部落,是亚鲁王五哥鸦雀王所统辖的一个兄弟部落。鸦雀王帮助12岁上继承了亚鲁王国王位的亚鲁环征并夺回被卢呙王夺去的疆域,之后便率领本部落走出疆域,“不知去向”(见《亚鲁王》第81-82页),给读者和历史留下了悬念。“鸦雀苗”这个族名,始见于清·爱必达著《黔南职略·卷三十一》(乾隆十五年)一书,后又屡见于《黔书》、《黔书职方纪略》、民国《贵州通志》等。清代的《百苗图》里不仅有鸦雀苗的人像和服饰,而且有文字说明:“鸦雀苗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镶其胸前、两袖及裙边。居山种杂粮食之。亲死,择山顶为吉壤。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其故地,除了旧贵阳府属外,看来,川南的叙永和贵州的大方(今还有羊场、马场等史诗中描写的古地名)等地,大概就是亚鲁时代“鸦雀苗”部落的最后落根之地。

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民族大调查,苗族部分主要的调查地,是黔东南的台江、从江等地的苗族,调查者没有涉足生活于更为封闭的黔西地区,故而没有为紫云县苗族的生活史和史诗留下笔墨。作为史诗流传地的麻山一带苗族支系的历史及其演变、生产生活方式状况、风俗习惯、服装服饰、民族特性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史诗中提供的历史发展框架和生活细节,给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民族历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的研究,无疑也给我们研究和阐释这部史诗莫大帮助。大约一年前,史诗的记录翻译者杨正江先生来访,在舍下看到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中100年前拍摄的“打铁苗”的人物照片的背景是一片竹垣时,禁不住在我面前喊出:“我们就是打铁苗!”如今我们在《亚鲁王》中看到“东郎”杨光东的照片的背景,正是一片纹路清晰的竹垣。“打铁苗”这个历史上的称谓,可能是“他称”,但反映了这个苗族支系的生产方式和居住习俗,至今依然。这不过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例。

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了这部史诗后,立即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对这部史诗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尽管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这部口传史诗的第一部,但就其内容和篇幅来看,它应是历年来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苗族主要分布区搜集到的长篇叙事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比此前篇幅最长的《逐鹿之战》(533行)要长得多,堪称是苗族民间叙事作品中迄今篇幅最为宏大的一部英雄史诗。

三,《亚鲁王》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尽管《亚鲁王》的形成时代还有待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目前我们就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它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道教文化的浸染,却与汉代以降持续呈现强势的儒家思想无缘,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亚鲁王》的被发现和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格局增添了一份新的元素。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发现并记录下来付诸出版的英雄史诗,大都出自北半球,而且自西而东一路下来形成一个辽阔的史诗流传带。这些史诗大多是游牧民族的作品,靠着被称为“游吟歌手”的弹唱诗人或流浪诗人的游吟传唱而得以传承和保存下来。恩格斯说荷马史诗是“希腊人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所带来的主要遗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说是以军事民主制为标志的英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亚鲁王》所展示的,尽管也是从蒙昧(如对龙心的崇拜)走向文明、从分散的小部落走向大的部落联盟时期的产物,但不同的是,它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的作品,他们的传承和演唱者,不是游吟诗人和流浪歌手在大草原上流浪游吟,而是在氏族或聚落成员死亡时,在发丧死者的仪式上由职业的歌师演唱的。从形式看,《亚鲁王》的演唱与发丧仪式的进行是紧密相连的,并成为发丧仪式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从功能看,《亚鲁王》的演唱作为向民族或部落成员传授民族或部落历史记忆。故而我们有理由说,《亚鲁王》与已有的大多数英雄史诗不同,它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史诗《亚鲁王》的第一部,还没有看到作品的全貌。我们期待着第二部、第三部的问世!

2012年2月21日

附记:本文于2012年3月5日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编辑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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