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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冯天瑜文章获中中原人民共

来源:http://www.htdcf.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时间:2019-12-01 00:29

内容摘要:由于目睹近三十年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对文史哲均有涉猎,且稍长于综合,冯天瑜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专攻——此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前四五年。冯天瑜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张岱年语),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也由此奠定了此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谢远笋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概念史视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台湾思想文化史及现代新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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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讯(通讯员谢远笋)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结果近日在京揭晓,我校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著作《中国文化生成史》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为湖北省唯一获奖著作。

关键词:冯天瑜;中国文化史;史学;文化史研究;武汉大学;地方志;文化生态;出版;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人文

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及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总编辑。

冯天瑜

冯天瑜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他提出的“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已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他凝练30多年来对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国当下的生存实态为窥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议题,考析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外文化交互关系,著成《中国文化生成史》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参与建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着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等书。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等。论着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种成果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出版或发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策划,目前正在整理中的《冯天瑜文存》拟分20卷,涵盖冯氏平生着述之大部。

  近些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概念史研究渐为学者们所关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近十年来致力从新语概念入手研究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封建考论》等。他提出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强调在概念的变迁中探讨历史文化的演进。

一般意义的文化史书多从“事件”展开,《中国文化生成史》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文化的生成进行“长时段”辨析,试图揭示造就“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力机制”,从而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全景式把握。此外,该书还着眼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并对未来走向作理论前瞻。在方法论上,该书将概念史梳理、微观问题考证与历史哲学思考三者紧密结合。

  冯天瑜自幼博览,所获非止童趣,亦为人文启蒙,更养成喜读之性,“文革”期间亦不曾中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经再三权衡,他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跨入史学之门,自1979年开始,任教于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今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由于目睹近三十年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对文史哲均有涉猎,且稍长于综合,冯天瑜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专攻——此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前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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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由中国出版协会组织,与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并列为中国出版界三大奖项。此前,《中国文化生成史》已入选中华读书报2013年度百佳图书。

  当时,冯天瑜已进中年,且非史学专业出身,但不数载,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享誉学界,这确乎令人称奇。此书作为冯氏的首部文化史专著,即被认为是“超过前人”之作,“已足以与柳先生(即柳诒徵)方轨”。(邱汉生语)其实,就其个人历程说来,这一切诚可谓蓄之久远,发于天然——他自幼即尽日徜徉书林,陶成人文之质,且有当代学人少有的家学渊源。

《中华元典精神》考析中国文化演绎史,注目于“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用心于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此间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拟名“元典”,探索中华元典的形成及诠释过程。“晚清”是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时期,力辟单线进化论与西方中心论,考究古今中西文化交会之际元典精神之近代转换,注意此种转换所呈现之螺旋式上升轨迹,力求合理诠释历史上一再发生之“复归”式文化运动。

  余: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一次性推出了您的史学五种,这五部著作是否代表了您二十余年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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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为了打破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的困局,梁任公提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新史学。在摒弃传统王朝政治史转而书写人群进化现象的新史学革命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发其端绪。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中,表示有心撰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只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国文化史目录》等少数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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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可以这么说。史学五种中的《文化守望》,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断想》、《月华集》、《人文论衡》和《中华文化史》上篇等书择要汇编而成,是我二十余年关于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和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的研习心得;《中华元典精神》注目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用心于晚周、晚清两个关键阶段,通过探析中华元典精义,解读中华文化演绎及转型等问题;《辛亥武昌首义史》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在地域文化领域的早期尝试;《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是我1998年以后近五年海外研究的小结;《封建考论》是我在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一部近作。

(资料图 编辑:付晓歌)

  1914年,林传甲所著的《中国文化史》面世,大约可算作目前所见的最早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著作了。此后,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热潮,出版了众多以中国文化史为名的经典之作,如柳诒徵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钱穆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中国文化生成史》将概念史梳理、微观问题考证与历史哲学思考三者紧密结合,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文化的生成进行“长时段”辨析,试图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力机制”,从而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全景式把握。本书既是中国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了前瞻性探讨。

  余:我注意到,《封建考论》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以一本书论一个概念,这在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您以洋洋40万言论析封建概念,在学理上主要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由梁启超开启,经柳诒徵等人发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断了30余年之后方重新兴起,至今在诸多领域方兴未艾。冯天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便自觉接续这一学术传统,冯著《中华文化史》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整体与系统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谦说自己不过是追随前辈、时贤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早已是学界共识。冯氏在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研究领域的创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

  冯:作为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封建概念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问题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然至今聚讼未决,难获共识,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概念没有厘清。1990年,我与何晓明、周积明两位合著《中华文化史》,曾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目,对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变迁予以辨析。《封建考论》即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在研究中,力图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

  其一是“文化生态”说。冯天瑜遵循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学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之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尝试以“文化生态”说为基旨,阐述文化学理论,建立中国文化史框架。主要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上篇(1990),还有《中国文化史断想》(1989)《人文论衡》(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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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据我了解,汉语旧名封建,本为封爵建藩、封土建国之义。19世纪后期,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语feudal鄄ism,大体遵循的仍是封建本义。而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以封建为词干形成的诸如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词,却主要被用来指称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前后存在很大差异。在您看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其二是“元典精神”说。冯天瑜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注重“生成”与“转型”两环节,聚焦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为中华文化生成之“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经典,他拟名为“元典”,探索中华元典形成过程、内在结构及其常释常新之诠释史。“晚清”为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类探幽阐微之考析,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1994)。

冯天瑜自幼博览,所获非止童趣,亦为人文启蒙,更养成喜读之性,“文革”期间亦不曾中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经再三权衡,他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跨入史学之门,自1979年开始,任教于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由于目睹近三十年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对文史哲均有涉猎,且稍长于综合,冯天瑜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专攻——此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前四五年。

  冯:20世纪20年代以降,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观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传入中国,将以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的秦汉至明清称之为封建社会,又经由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使这种泛化封建观逐渐普被中国。令封建含义泛化者并非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也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而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

  冯天瑜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张岱年语),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也由此奠定了此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冯天瑜文章获中中原人民共和国家级特出付加物秀出版物图书奖,文化学及中华文化史学。当时,冯天瑜已进中年,且非史学专业出身,但不数载,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论》享誉学界,这确乎令人称奇。此书作为冯氏的首部文化史专着,即被认为是“超过前人”之作,“已足以与柳先生其实,就其个人历程说来,这一切诚可谓蓄之久远,发于天然——他自幼即尽日徜徉书林,陶成人文之质,且有当代学人少有的家学渊源。

  余:概念史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您提出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在学理上有何依据?

  其间,冯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张之洞评传》(1994)、《辛亥首义史》(2011)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后一研究中,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堪为“口述史学”之典范。冯天瑜长期担任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纂,主持湖北省、武汉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与地方史构成冯天瑜治史之一体两翼。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为了打破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的困局,梁任公提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新史学。在摒弃传统王朝政治史转而书写人群进化现象的新史学革命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发其端绪。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中,表示有心撰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只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国文化史目录》等少数篇目。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冯天瑜文章获中中原人民共和国家级特出付加物秀出版物图书奖,文化学及中华文化史学。  冯: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术语厘定是观念进步的集结点,费正清曾经说过,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史学术语,尤其是涵盖广大的史学术语的厘定,直接关系着史学的现代化进程。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在经验理性轨道上运行的中国学术主流,往往把名相的追索、探究,视作无用之辩,讥为屠龙之术。这种蔑视名辩的文化氛围,养成以思维模糊性为高明的传统观念,关键词内涵游移、外延随意伸缩,并不被认作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反而美其名曰纵横八极、游刃有余。这种诗化的、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大约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封建概念的考析,正是我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方面所作的一点努力。

  谢远笋 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概念史视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台湾思想文化史及现代新儒学研究。

1914年,林传甲所着的《中国文化史》面世,大约可算作目前所见的最早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着作了。此后,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热潮,出版了众多以中国文化史为名的经典之作,如柳诒徵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钱穆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由梁启超开启,经柳诒徵等人发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断了30余年之后方重新兴起,至今在诸多领域方兴未艾。冯天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便自觉接续这一学术传统,冯着《中华文化史》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整体与系统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谦说自己不过是追随前辈、时贤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早已是学界共识。冯氏在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研究领域的创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生态”说。冯天瑜遵循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学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之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尝试以“文化生态”说为基旨,阐述文化学理论,建立中国文化史框架。主要着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上篇,还有《中国文化史断想》等。

其二是“元典精神”说。冯天瑜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注重“生成”与“转型”两环节,聚焦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为中华文化生成之“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经典,他拟名为“元典”,探索中华元典形成过程、内在结构及其常释常新之诠释史。“晚清”为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类探幽阐微之考析,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

冯天瑜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也由此奠定了此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其间,冯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张之洞评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后一研究中,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堪为“口述史学”之典范。冯天瑜长期担任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纂,主持湖北省、武汉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与地方史构成冯天瑜治史之一体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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