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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白银时代,明代货币白银

来源:http://www.htdcf.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时间:2019-05-05 03:15

原标题:历史 | 万明:中国 de 白银时代

《万历会计录》是迄今留存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总册,系张居正改革期间根据全国各地财政报告文册汇总编纂而成。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就大额货币的更迭而言,自战国秦汉以降主要经历了“黄金时代”“布帛时代”“纸钞时代”与“白银时代”(此概括属于并非十分严谨的宽泛界定)四大阶段。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货币白银化的产生机理、演进过程、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的转型、海外银内流的成因与数量估算、白银购买力与物价水平窥测、白银流动与17世纪货币危机、“反银论”思潮的不同解读等方面。1.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学界关于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至少有五六种说法(市场发展需求说、贡赋体制吸纳说、需求稳定通货说、宋代白银货币化延续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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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万历初年,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张居正不遗余力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重建中央集权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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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白银货币化;发掘;视角;财政

关键词:称量;赋役;财政;白银;货币制度

  来源: 北京日报

关键词:

原题: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

《万历会计录》是迄今留存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总册,系张居正改革期间根据全国各地财政报告文册汇总编纂而成。全书百余万字,提供了明代财政收支的种类、数目及其沿革状况。这样一部大型财政总册,理应成为明代财政史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资料。遗憾的是,因其数字浩繁,一直未得到有效利用,这不免使得本就薄弱的明代财政史研究难以走向深入。

作者简介:邱永志,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万 明

作者简介:

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明确说:“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已行铜铸币,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外圆内方的铜钱,由此铜钱成为中国古代通行一千多年的货币,而中国又是世界上首先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白银在明朝成为主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白银怎样成为主币,或说白银如何货币化的?长期以来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却缺乏专门探讨。中外史学界对于外银大量流入中国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的一种认识是中国出口商品使世界白银流向了中国。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就是如此自然和简单吗?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是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作的一部史学著作,一九九八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中文版于二〇〇〇年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为《白银资本》,在读者中引起了“白银热”。我本人在一九九九年立项从晚明社会变迁角度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时,还没有看过这部书。我研究明代白银,始于当我翻开明朝典章制度总汇《大明会典》时,唯见“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这说明白银原本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因此,我认为从明初禁用金银交易,到全社会普遍用银,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主币的货币化进程,是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历史现象。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中外史学界以往研究的缺环:首先,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次,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如何影响中国和全球的历史?

明史专家万明与数学教授徐英凯联合攻关,采用历史学与数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耗时十余年,在对《万历会计录》系统整理和创新性发掘基础上,就其性质及其所反映明代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变革趋向进行深入研究,于2015年11月推出《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就大额货币的更迭而言,自战国秦汉以降主要经历了“黄金时代”“布帛时代”“纸钞时代”与“白银时代”(此概括属于并非十分严谨的宽泛界定)四大阶段。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货币白银化的产生机理、演进过程、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的转型、海外银内流的成因与数量估算、白银购买力与物价水平窥测、白银流动与17世纪货币危机、“反银论”思潮的不同解读等方面。

  编辑同志:

  【核心提示】万历初年,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张居正不遗余力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重建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那么,他要重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财政体系呢?这是以往没有探讨过的,却是一个关键问题。  16世纪出现的张居正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财政。财政部《中外财政史研究——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总报告)》称:“翻开历史长卷,因财政危机引发的政治风波和经济巨变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是从财政改革起步的。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那样地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张居正改革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万历初年,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张居正不遗余力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重建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那么,他要重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财政体系呢?这是以往没有探讨过的,却是一个关键问题。  《会计录》:财政体系转型的过渡形态  明初建立了一个基于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财政体系以实物作为计量单位,收入以实物为征收形态,支出也采取相应的实物方式。明初财政,即所谓的洪武型财政,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  200年以后的万历初年,明朝户部编纂的《万历会计录》(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存留于世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以下简称《会计录》)凸显出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白银在国家财政中的大量出现,突破了原有的框架。田赋的原有税目已不再都以实物为计量标准和征收形态了。从折银到征银,《会计录》清楚地反映出16世纪80年代明代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观念与制度变迁均蕴涵在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以白银为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二是以白银为统一的赋税征收形态。虽然白银与实物关系构成错综复杂,换算也极为庞杂多变,但《会计录》中的个案分析已经展现出一个新的财政体系的雏形,这个新的财政体系是建立在白银货币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上,与明初建立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财政体系已经迥然不同了。这一点前贤鲜见指出,而当我们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将《会计录》中财政收支数据全部货币化,求得财政的整体结构时,财政结构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个实物与货币二元结构的出现,凸显了白银货币的意义,反映了财政在从实物财政体系向货币财政体系急剧变化之中的过渡形态。  依据以往的学术理路,笔者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始自洪武末年白银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的阶段;其次是以成化、弘治为标志,为国家官方所接受认可,随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阶段;最后,以16世纪末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为标志,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进入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新阶段。  清丈田亩:财政体系转型的根基  张居正为人们所称道的主要是一条鞭法。然而,一条鞭法并非是张居正改革的创新,清修《明史》误导了后人。那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首创,张居正也没有向全国颁行一条鞭法的法令,张居正改革的重大举措又体现在何处呢?  在16世纪明代财政史中,一条鞭法不可谓不重要,但是从《会计录》来看,一条鞭法却并非明代中央向全国重点推行的一项改革。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只有张居正在全国推行清丈的法令。  伴随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明代财政出现了实物折银到征银的曲折反复过程,这无疑将原有的财政结构破坏殆尽,显示出国家财政状况异常的混乱无序,也就表明了对于原有财政体系的改革与重组势在必行。张居正改革正是以应对这样的挑战与危机而出现的。根据《会计录》,我们计算所得的万历六年财政收支总额显示,当时财政状况收不抵支,有着150多万两白银的赤字。由此来看,张居正财政改革的症结再清楚不过,增加白银货币收入迫在眉睫。因此,财政危机也必将促使明朝改革提速,将白银货币的增收提上日程。同时,《会计录》表明财政改革正在进行中,可见国家财政已出现以白银为计量单位的会计收支总账,财政二元结构业已形成,并具有全面转向白银货币的明显趋势,更有福建清丈试点改革完成的数字。进一步看,在全国推行清丈,是计亩征银的奠基之举,没有这样一个改革基础的整体奠定,赋役合并、统一征银、计亩征银都将无的放矢。换言之,如果没有全国清丈的坚实铺垫,也就无法彻底通行赋役合并、统一征银。正是在清丈的基础上,一条鞭法不待法令推行,便可全面铺开,水到渠成。事实也正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以往把改革研究集中在一条鞭法,是过分强调了一条鞭法的作用,而没有关注更加基本的改革举措:清丈田亩。  起初,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始终找不到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法令?在《会计录》的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以后,我们开始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一条鞭法是一种赋役征收方式的改革,主要内容是赋役合一、统一征银。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 因此有“黄宗羲定律”的总结,而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会计录》中财政实态的披露,实物折征银两的过程曲折反复,新旧混杂,国家财政面临艰难转折。全面了解财政实态的张居正深知治标必须先治本,从而迈出了清丈田亩、实现统一征银、重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的关键一步。万历八年(1580)《清丈条例》向全国颁行,为白银货币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奠定了基础。清丈田亩是奠定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基本前提条件,难怪张居正对其极为看重,不仅作为政令下颁于全国,而且曾明确说“此举实均天下大政”,表达过“死生以之”的改革决心。这是一个改革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抉择。  在全国清丈的背后,不仅是保证粮额的不失,消除贵族地主的土地兼并,全国清丈的奥秘,还表现在统一的计亩征银上,这样才可能彻底改革原有的实物财政体系,建立以统一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和财政收支主体——一种全新的中央集权货币财政体系,这是实施标准化管理的根本大计。在此,我们切实感到张居正作为杰出改革家的高瞻远瞩。事实上,全国清丈土地完成,一条鞭法水到渠成。  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财政体系转型的成功  张居正清丈田亩,完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规模和实效的全国土地调查,影响深远。王业键先生曾评价:清初“将万历年间的税额,特别是此时期编制的《赋役全书》,作为确定田赋和劳役的依据。因此,当时参照的原额就是万历年间官方统计中的面积”。他精辟地点出了张居正清丈与《赋役全书》的关系。  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明代财政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转型,不仅是财政会计主体的转型,更是整个财政体系的转型。后者已经全部规范为征银的序列,以实物为基础不变,在实物数后一律是“该银”若干,也就是说,全部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也全部是以白银为财政征收形态了,《会计录》中显示的计量标准和征收实态的混杂现象,在清丈之后各地官方编纂的《赋役全书》中一扫而光,成为清一色的白银核算和征收,就此而言,形成了标准化或者说专门化的管理。万历年间《赋役全书》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已经历了从以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到万历后期,即使一些地方仍不免有实物征收,但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的。这是在世间已无张居正以后不过几十年的事情。从长时段来看,张居正改革并没有“人亡政息”,张居正改革相对王安石改革是成功的:清朝不仅承袭了张居正改革建立的新的财政体系,而且赋税款项也曾沿用明代旧额,就此奠定了近300年财政基础,也即帝国的基业,就是明证。  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  在中外变革互动的大环境下,逐步建立以货币为主的新的财政体系,这正是16世纪末张居正改革的功绩。第一,明确了白银货币在财政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出现了以白银为计量标准的总体估算,而且出现了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结构;第二,通过清丈田亩,形成财政体系的整体性框架重建;第三,在清丈的基础上,一条鞭法赋役合一与统一征银的具体操作得以全面实现;第四,由此,明代财政开始清除历史上存留的原始性,古代徭役制度走向消亡和变异;第五,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虽然改革中难免利弊丛生,泥沙俱下,但是总的来看,改革是成功的,明代财政体系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型到明末已基本完成,这是中国古代财政两千年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转折。笔者认为,明代是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现代货币财政管理的开端,进一步说,是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追寻历史,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大规模行用白银,是明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发展到晚明时期,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并且自此直至一九三五年被废止,白银在中国通行了约五百年,这五百年,我们将之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概念,包括五重涵义:其一,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货币形态的过程;其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主币的扩展过程;其三,白银形成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的过程;其四,白银形成主币,中国建立起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的过程;其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也就是中国参与第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建构的过程。因此明代白银货币化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跨学科视角与整体史观

  关键词:称量 赋役 财政 白银 货币制度

  您好!最近了解到张献忠江口沉银事件,我很好奇,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江?坐拥“天府之国”而不能守,兵败身死,张献忠败亡的原因是什么?能否请专家解答一下?谢谢。

责任编辑:李秀伟

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考察证明,十四世纪末从市场萌发开始的白银货币化,至十五世纪下半叶经历了自下而上至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在十六世纪初奠定了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这本来只有中国本土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由于十六世纪全球化开端,日本、美洲白银矿产资源的发现、开采和进入全球贸易而呈现出了新的意涵。白银货币化是中外变革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关节点,一方面美洲白银经西班牙拥有的马尼拉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丝瓷商品远播全球;另一方面在中国一系列赋役改革之后,张居正改革的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迄今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见证了以白银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部分财政收入,伴随赋役—财政改革的全面推进,转型趋势明显: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标志着中国由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

全书分整理篇、统计篇与研究篇,三篇层层推进。整理篇对《万历会计录》中所有数据以现代统计表格的形式进行整理。统计篇对整理篇中的表格及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通过比较和归类,编制134个统计表格。在前两篇基础上,研究篇以统一的白银作为计量单位,将《万历会计录》中所有的收支数据折算成白银,以表格形式对当时全国的财政规模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白银货币在明代财政中的货币化比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明变革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研究”〔17CZS019〕的阶段性成果。

  昌平读者 董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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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虽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但囿于学科限制,既有成果中鲜有运用计量史学研究的佳作。《万历会计录》大型数据文献的特性和两位整理研究者的学科优势,使计量史学在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作者不仅运用基础数理方法对《万历会计录》中4.5万个数据作统计处理,而且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和随机数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补遗了《万历会计录》卷六山东田赋的全部缺失,试图复原16世纪明代财政全貌。

  作者简介:邱永志,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2015年底以来,多家报刊以四川江口考古新发现为题,对张献忠江口镇沉银作了大规模报道,进一步坐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事件,掀起了探索沉银之谜的又一波热潮。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是重要学术取向,问题是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江口沉银是一个表象,值得追寻的是那背后关乎张献忠成败的历史真相。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

该书的出版使《万历会计录》这部卷帙浩繁、数字庞杂的大型数据文献得以为学界方便利用。而以白银货币化为切入点,将晚明财政史与社会变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晚明社会变迁、国家转型及其与全球化的趋同性进行深入阐释,体现了作者的整体史观。

  【争鸣与商榷】

  白银货币是一把双刃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的进程,激化了社会矛盾

从明初的禁用金银交易,到白银成为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明代存在一个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全球贸易的开始,已在十六世纪以后。对于白银货币的实证研究,我们的出发点建立在对中国本土历史事实的探求,白银问题必须上溯到全球贸易以前更早的时期。

白银货币化的切入点

  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就大额货币的更迭而言,自战国秦汉以降主要经历了“黄金时代”“布帛时代”“纸钞时代”与“白银时代”(此概括属于并非十分严谨的宽泛界定)四大阶段。每一次大额货币时代交替的背后,都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变动、商品经济发展、货币财政制度变迁等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明代的社会经济与财政体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明代的货币流通体制也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历时3个多世纪的“纸钞时代”至此告一终结;铜钱经济也遭遇耐人寻味的式微过程,屡兴难振;传统意义上国家主导的钱法和钞法在明代遭遇严重挫败。结果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的称量银货币逐步占据市场与财政诸领域,成为主要货币。学界多谓之白银货币化,或云货币白银化。这个过程宣告了自宋以来(甚至秦汉以来)政府对于货币发行权垄断的动摇,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货币流通制度,改变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形成了新的财政运作方式,较为自由的私人货币制度再度大行其道,对此后5个多世纪货币经济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其形制与堑刻铭文都表明是崇祯时期征解的税银。江口所沉的这些税银,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学界论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有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赋税加派、灾荒频发等等,但是迄今鲜少关注到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追寻历史,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即货币化,是在明代。大规模使用白银,是明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发展到晚明,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白银货币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界一般均以清修《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四百二十七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征银。以成化、弘治为界,官方认可白银从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伴随白银在赋役改革中渗透到整个社会,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市场前所未有地更加活跃起来。明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特别是大量外销丝绸和青花瓷,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根据。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变迁、社会变迁,直至国家财政体系乃至国家的转型。

明代,白银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到逐渐成为社会流通领域主币,再到获得国家实际认可,最后进入银本位制阶段并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这一过程不仅是财政结构的变革和财政体系的转型,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明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新线索”。

  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货币白银化的产生机理、演进过程、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的转型、海外银内流的成因与数量估算、白银购买力与物价水平窥测、白银流动与17世纪货币危机、“反银论”思潮的不同解读等方面。然而,尽管相关研究成果很多,但学界对其仍存有不少偏差。笔者从三个影响广泛的主要认识入手,阐述当前存在的认知不足,以求教于方家。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自14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极大地扩展,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促使出现了海外贸易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了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无论从国计还是从民生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16世纪全球化开端,这种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我们切不能忘记,此前伴随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从折银到征银,这是明朝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发展到张居正改革,核心是财政改革,改革存留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证明了白银货币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主体的趋向,表明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国家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自十四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领域中主币的趋势明显呈现。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孝宗即位后,丘??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而一权之以银”,说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因此主张以银为上币,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建议。与此同时,十五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进了海外贸易和移民潮的出现,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嘉隆之际,十六世纪初,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交换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供求关系,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以及明朝海外政策从政治层面向经济层面的转换。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还有重要举措,即在福建漳州的开海和在广东澳门的开港,也即对澳门政策的确立。

全书沿着财政体系的脉络,解读明代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认为晚明以货币为本位财政体系的确立,不仅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端,也是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而其更为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作者将其归纳为六方面的转型:中国货币体系从贱金属铜钱转向贵金属白银本位制,即自由银制转型;中国财政体系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中国传统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型;国家治理的转型;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不仅如此,白银货币化还导致外银大量流入,进而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由此与世界连接互动,主动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由此亦可发现,白银货币化所促发的变革是时代巨变,无论从深刻性、彻底性还是持续性(白银作为完全形态的货币长达500余年,至1935年后才废弃)上,都绝非唐宋或宋元变革所能相提并论。

  1.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

  在中外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明代中国国家转型开端,货币经济化急速发展。白银货币成为一把双刃剑,无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的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冲突的升级。白银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集中代表,无形中使贪污更为便利,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12057800两,白银259583600两。明后期财政货币化,赋役货币化,军饷货币化,到处都要银子。白银对于王朝存亡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显现,而明末农民战争是对聚敛白银财富的明朝腐败政治的荡涤。

从全球贸易出发,着力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是海外白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促成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考诸历史史实,上述观点有本末倒置之嫌。我们知道,明代的赋役改革并不始自“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忽视在万历初年所谓“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已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赋役改革。虽然改革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几乎无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事实上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印证了赋役改革与白银货币化是同步的,赋役折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认为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 ,统一折银至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明代中国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以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发展。

通过对白银货币化进程的研究,作者为晚明中国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市场萌发→明代白银货币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赋役→财政改革→财政体制转型→国家治理机制转型→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一解释模式不仅是学术观点的创新,也是研究范式的突破。在这一模式下,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均需我们深入研究或重新审视,比如,随着财政体制转型和国家铸币权的丧失,国家如何从商品流通的创始者、管理者,转化为依赖市场的需求者?其带来的问题有哪些?地方财政具体怎么运作?

  学界关于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至少有五六种说法(市场发展需求说、贡赋体制吸纳说、需求稳定通货说、宋代白银货币化延续说等)。但影响最广的主流说法如下,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恢复带来的市场扩大,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带来的海外银大量流入,以及受市场化驱动的赋役折银化改革(以一条鞭法为标志)是货币白银化形成的根本动因。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存有两点不足:一是忽略了时间与市场发展状况的前提条件,过于笼统与简化,可能倒因为果;二是对政治变动与货币财政体制等因素的考虑不够。

  张献忠建立政权,军饷等费用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所得,打击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条重要线索

白银货币化过程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 ,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三大进程,无一不与近代化相联系:

澄清学界模糊认识

  说此论点忽视了时间和市场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从时间角度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进程早在正统前后即已开启,成弘时期就已取得较为瞩目的广泛发展,嘉万时期逐步走向深入。而具有跨区域整合特征的长途贩运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主要是在嘉靖后期方才显著出现。在海外白银流入方面,日本银大体在嘉靖晚期的16世纪40年代始大量进入,美洲银在万历前期的16世纪70年代方才汇合流入,很显然,海外银的流入是明代货币白银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白银时代,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认识误区辨正。  江口沉银的大量白银源于何处?从已发现银锭铭文可知,江口银锭实物是大西军转战湖广、四川等地获取的。晚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腐败,皇族勋戚、贪官污吏利用政治上的特权,大肆搜刮和积聚巨额的白银财富。皇室、勋戚和官僚豪绅的私有土地——皇庄和庄田急剧膨胀,“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30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明后期数以万计的龙子龙孙的禄米,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开支的严重问题。藩王宗室的禄米和赐予的庄田,大多通过加派赋税来实现,庄田遍布地区成为社会矛盾突出的地区。追踪张献忠白银的来源,他建立政权,军饷等费用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所得,打击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条重要线索。

进程一: 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该书以白银货币化为切入点,尝试澄清学术界对晚明诸多问题的模糊认识。

  从市场角度看,由于学界对明中叶市场发展状况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故我们只能做谨慎的判断。大体在正统至嘉靖前期,尽管不少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步恢复,但似乎仍处于分割化、零碎化特征明显的地方市场阶段。刘光临教授曾依据弘治末张文的描述“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等资料,认为铜钱经济在1500年以前大部分地区都不甚发达,明初100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地区的经济生活以实物交换为主,嘉靖以前的市场处于细碎化阶段。这些论断虽稍显绝对,但结合最近对于货币史与物价史的研究动向看,强调发展程度高于宋代的明中后叶市场需求是贵金属白银崛起成因的分析,肯定存在重要缺陷。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是襄王的王府所在地,军需饷银,聚集在城内。张献忠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并“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进程二: 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首先,对张居正改革进行重新诠释。《万历会计录》是“张居正改革的产物,是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见证”,也是“反映改革情况最可靠、最详备的文献资料”。该书以《万历会计录》所反映的白银货币化问题,作为重新认识张居正改革的切入点,认为张居正在白银货币化已占据主导地位情况下,在此前一个半世纪改革量的积累达到临界点时开启全面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就是编纂《万历会计录》,清丈全国土地,从而推进国家财政全面货币化,为白银货币成为财政主体奠定基础,促成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

  那么,货币白银化形成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解决经济决定论对明代政治变动与货币财政体制等因素关照不够的问题。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多达21300两。大西军到来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齐集楚王府,向他借银作为军饷来守城,楚王却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间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张献忠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见到王宫中众多金银财宝,他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

进程三: 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其次,试图反驳黄仁宇“洪武型财政说”。1974年,美国学者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黄仁宇在书中提出“洪武型财政说”,并将其“作为明代中国财政保守、僵化、落后的象征”。黄著对相关基础文献数据资料基本上弃之不用,而是仅仅凭借西方经验模式,“采用较为随意的史料撷取与统计估测”,对中国明代财政作了全盘否定。鉴于黄著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为清除其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预设对读者的误导,万明女士用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逻辑分析,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阐释了“洪武型财政说”的偏狭。

  日本学者大田由纪夫研究发现,明前期财政的银纳化并非是以民间白银流通为前提,相反民间逐渐用银是循着国家逐渐推进的赋役折银轨迹而普遍化的,促进明朝赋役折银的主要动因是永乐以降行政、财政体系的变动,必须在相距遥远地方之间进行更为便捷的大规模财物移动这一需求而致。这与岩见宏、刘志伟等专家指出的,明前期白银成规模进入赋役领域的动因很可能源自官员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而非商品经济发展结果的论点比较接近,似乎更有说服力。

  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处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的20000顷庄田,一直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取得租银的。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蜀王凭借政治势力,霸占大量跨府连县沃土,积聚了惊人的财富。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 “王膳”,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万历年间,蜀王府庄田已经占有都江堰灌溉的11个州县土地的7/10。当大西军进川时,这位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还舍不得出银子,居然说自己没有积蓄,仅有承远殿一座可以卖了充饷。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权。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张献忠将蜀王府改称皇宫。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过程,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的社会变迁就由此开始。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观察,白银作为贵金属无论对于基层纳税者还是消费者而言,价值显然过于昂贵,铜钱似乎更符合零碎化的地方交易需求。正统以后多种类型的铜钱在大运河一线的延伸地带和东南沿海不少地区(所谓行钱地带)恢复流通。因而,明中叶货币经济的主要图景似乎是:占据主体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系正勉力维持,政府层面的赋役折银改革悄然扩大,行钱地带的铜钱逐渐扩大流通范围,未行钱地带多实行多元实物货币,条块化很是分明。是什么因素逐渐缝合这些鸿沟,从而形成货币白银化趋势深入基层?这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私钱,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替代。刘光临等人的研究指出,地域性市场力量的恢复使得通货不足的问题日益严峻,15世纪中后叶旧钱和制钱先是被挑拣,继而被盗铸,政府以其反复的立场介入钱法使得情况更趋糟糕,私钱日益占据交易市场,混乱的地域货币市场内生出称量银部分或深度代替私钱的演化过程(银进钱退),赋役上层和基层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机制进一步建立,催生并导致了海外白银大规模进入中国。

  大西政权未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未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经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以财政为中心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作为改革家在全国颁布《清丈条例》,成为财政体系转型的根本大计,带来的结果是“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水到渠成。从《万历会计录》到后来的《赋役全书》,可见明朝财政体系转型的成功。张居正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全面转型,这是中国两千年国家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至此开启了中国从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尤为重要的是,这是明代中国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的发展历程。

  因此,对于明前中叶货币白银化为何会形成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宋金元时期白银货币化的不断演进,以及白银大量开采形成的民间存量为此提供了先导条件;明初行政体系的变动所带来的财政体系运行成本剧增,以及各种制度缺陷所产生的赋役折银化则开启了这一过程;明中叶由于私钱不断衍生、恶化而出现的白银替代,缝合了上层与基层的货币白银化趋势,加深了这一过程。进一步追溯,财政体制逐渐内生的银纳化改革,宝钞体制的崩塌式失败,货币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私钱蜂起、流通无序,以及由此引发的白银替代,似乎逐步指向了另一深刻的时代背景,即元明社会大变迁对于明初政治经济制度塑造的深度影响,或许是其背后成因。

  清军入关后,大顺三年九月,迫于形势,张献忠率众50万退出成都,准备移师陕西。十一月七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与清军交战,中箭身亡。此后江口沉银传说广为流传,直至21世纪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留给我们的是国家转型与农民历史命运的沉重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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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转型的意义

  崇祯十六年在湖南长沙,大西政权曾发布檄文,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所谓“钱粮”,在万历年间全国清丈田亩统一征银、明朝财政体系发生从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重大转型以后,基本上是白银的代名词。张献忠一路转战,获取了大量白银财富,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提供了经济保障。但是定都成都以后,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征”,大西政权也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财政税收制度。财政是政权存亡的命脉,在文献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大西政权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看到的是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靠没收官库和打粮来获得。这样一来,尽管张献忠严控财富,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私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并铸造了“大顺通宝”,但是大西政权不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打粮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明代赋役折银改革及其带来的国家财政制度转型,一直是国内外明代经济史学界研究最深入的课题之一,不少重要的历史细节,诸如金花银的实质、银差的形成、均徭法初期折银的动机、均徭法在地域上的差别等问题得到日趋明朗的揭示。近来不少研究跨越赋役体制改革原本范畴,认为折银化作为赋役改革的主体内容之一,具有极大的制度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领域形成了统一的以银为计量单位的预算和会计收支体制(以《万历会计录》为典型)。二是按户役等级派征的赋役正额、附加额为特点的财政体制呈现出向以土地税为课体的货币财产税的改革方向演进,二者共同加固了梁方仲所言明代一条鞭法改革是近代田赋开端的论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或者说基本奠定,使中国产生了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当白银的国内资源不足,中国市场极大地扩展,超越国界、走向世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白银货币化发展过程与全球互动有着密切关系。

  晚明是否形成了近代财政转型过程?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黄仁宇通过对16世纪明代财政体制变化前后的研究后指出,“认为使用白银是财政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改进的想法没有什么实质的理论意义”。他的研究由于资料、数据运用的局限,或许存在较大的修正空间。但是着眼于整体,我们必须更为谨慎地看待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转型意义的看法。刘志伟、申斌近来指出,关于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的认识,除了需要分析白银是如何改变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外,也应同时注意白银没有改变什么。在社会经济领域,白银可能在造成了某种结构的分解和重构的同时,也可能加强或稳固了某种本质性的结构。贡赋体制银纳化在改变着赋役体制实现形式的同时,也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都被打上了鲜明的贡赋经济印记。高寿仙通过对明后期北京地区赋役状态的研究,相当程度地支持了黄仁宇的某些论见,揭示出白银财政反转走向实物财政的现实,以及明代经济所具有的浓厚实物特征。此前,梁方仲、谷口规矩雄、岩井茂树等专家对赋役变革与赋役折银之后的影响也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并提醒我们注意明代赋役体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与改变的局限性。诸多研究表明,以白银作为货币化税收起点,推论晚明即出现了近代财政转型的看法是需要再审视的。

明代后期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

  我们知道,近来财政史学界关于传统帝制时期是否出现近代财政转型的讨论主要有三种:一是关于唐宋两税法改革形成的近代财政转型与宋代“财政国家”的讨论(以刘光临代表);二是关于晚明近代财政转向的讨论(以万明、刘志伟等为代表);三是关于清后期近代财政转型与“财政国家”形成的讨论(以何文凯、倪玉平为代表)。如果强调以货币化的间接税为代表的商税、专卖税等税种在财政体制中地位的上升,甚至其重要性超过直接税,晚明的发展情形显然远逊于宋代、晚清,地丁税依然是财政的绝对主体;如果强调具有独立的预算编派体制为特征的地方财政的形成,晚明的发展亦不如晚清;如果强调量出为入指导思想的建立,晚明的发展亦不如其他两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晚明是否出现所谓的近代财政转型需要更为仔细的考察。

第一,日本方面。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重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产金银,虽然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就有向外出口的记载,但只是零散少量的。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中,日本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刀剑、扇子、屏风、硫黄等,并不以银为主。这种情况发生转变,是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的商船和来自广东、浙江的船只航行到日本九州,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以往贸易中的那些以物易物,而是以物易银。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史料中大量记载,而且在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确切记录。有需求就有开发和供给,日本金银贸易史专家小叶田淳认为,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十六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十七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高的时代,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这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加速向海外寻求的时期。因此,日本银矿出产白银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日本对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巨大需求,则构成了银产激增的日本方面的原因。

  3.“白银时代”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第二,美洲方面。谈到美洲白银,以往学界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或者说黄金是他们的首选。看哥伦布的日记,这一点非常清楚,当时黄金开采是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矿产。在美洲发现和开发早期,这条航线上运回欧洲的货物首先是黄金。值得注意的是,从寻求黄金到寻求白银的转换,也是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开始的。美洲白银开采数量的激增,正是在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建立起联系以后。西班牙到达菲律宾的棉兰老和宿务等岛,时间是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到达东方的西班牙人几乎立刻了解到中国商品对他们的意义,于是立即开始鼓励中国海商前往贸易。为此西班牙舰队司令黎牙实比曾命令舰队在海上遇到中国商船时要加以善待。西班牙人需要交换中国商品,却没有比白银更能吸引中国商人的商品,当时在欧洲各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情况。如此说来,美洲白银在十六世纪后半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的贸易需求有着紧密联系。

  关于明清中国所形成的“白银时代”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贡德·弗兰克依据白银大量内流的现实推断出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说法,曾喧嚣一时,随即遭受愈来愈多的质疑和反驳,因为仅从外贸角度解读白银流动的意义,显然失之偏颇。其后,万明从内外两个维度提出白银货币化不仅塑造了明朝近代财政体系的转向,改变了政府垄断货币权的传统,也是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见证,海外银流入的数量和明代经济史的地位被严重低估。

此后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就渠道而言,存在着多条。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更由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直接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商品。即使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大部分进入了中国,法国学者皮埃尔•肖努认为有三分之一流入中国,谢和耐认为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我本人的研究,趋向于同意谢和耐的观点。

  然而,基于内部的币制视角,从长时段观察明清以降以银为核心的货币制度演化,学界不少人却对此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明清时期的称量银制度是一种较为原始且复杂的货币制度,远远落后于国家规范货币钱、钞,表现在:首先,相较于机制铸币,称量银在交易过程中需要辨认成色和重量,形态形制多元,故民间交易时需自备杆秤,非常费事且提高了交易成本,最终制约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称量银与作为普通商品的白银的界限不清,对货币信用层级的发展有鲜明的制约作用。再次,称量银的数量供给缺乏制度弹性,其数量主要仰给海外,容易形成经济不稳定状态(如“康熙萧条”、19世纪中叶的银贵钱贱、近代多次的金融危机)。最后,称量银还存在价值尺度功能容易失衡、混乱,价格表现容易失灵之特点,近代社会多达千种的虚两银制,便是集中体现。此外,围绕复杂的银两制度与汇兑信用手段的迟滞(相较于宋代)等因素产生的寄食性金融机构钱庄、票号,不仅消耗了大量交换价值,也无法为商业资本积累提供更好的渠道。

以上考察证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白银需求、中国市场迅速向外扩张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白银货币化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

  为何学界对于明清白银的评价会存在如此大的反差?这固然与研究时段、背后的问题意识、资料运用的差异等相关,也与学者基于何种角度以及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看待货币演进问题息息相关。当我们站在货币化与市场化角度观察,的确会发现货币白银化与海外银的大量内流在相当程度上对于解决明中叶躁动而无序的货币流通局面与国内通货紧缩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会承认因需导入的海外白银的持续流入,对于促进中国商业化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的扩大,中外市场的联结,乃至财政制度的变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币制演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观察,明代货币白银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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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如上所论,白银在币制层面存在着相当的功能缺陷与制度缺失。学者丹尼尔斯·弗林、马德斌、荷尼夫等直言中国放弃纸币制度采行称量银制度,乃是币制上的一次严重倒退。明清以降,以民间势力主导的称量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笔者谓之早期银本位制),更像是一种原生态的货币体系嵌入中国社会经济体的许多层面,尽管存在哈耶克式的自我组织、自我稳定的一面,但其不容忽视的一个缺陷在于:极容易为有组织的金融势力所侵夺主导权。外国银元大量占有货币市场,国外银行势力轻易攫取货币发行权,便是鲜明的例子。

白银货币化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其次,货币白银化所带来的国家对货币金融领域的失控,应该是晚近以来政府财政能力羸弱、动员组织涣散的一大根源所在。赵轶峰曾指出,白银除了具备相较于实物之上的货币意义外,也落实了政府在货币金融制度领域的缺位,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加速社会的失序,这个论断主要是针对晚明而言,但对晚清似乎同样适用。我们知道,政府货币发行权的失去,意味着失去了货币供给的制度弹性,政府无法通过贬值、提高货币名义价值或发行信用货币等方式来扩大货币供给、增强财政能力,也无法营造民众长期适应信用经济的习惯。显然,明清“白银时代”的到来及其形成的货币制度转型,使得传统时代的中国几乎失去了这一契机。

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与白银相联系,一边是生产,一边是交换。起因于白银需求的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中国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近来,学界围绕两种货币本质观及其衍生的两套货币理论体系,逐步意识到占据主流的货币商品理论(货币唯实论)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存在不少逻辑缺陷;与之相对的货币信用理论(货币名目论或货币国定论)被认为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逻辑,诠释着一套更为复杂的逻辑认识。不少学者呼吁将两套理论进行综合,即承认政府与市场对货币制度构建的规约意义,与健全货币制度内在所具备的制度内涵与市场要素,要处于某种平衡发展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白银时代”下的中国货币制度确实处于深度的失衡状态。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通用结算方式。中国商人只要白银,影响所及,对于东亚原来受中国影响很大的铜钱货币圈也冲击巨大,包括日本、朝鲜、越南都在向白银货币化发展。伴随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市场超越了国界,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概言之,以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形成了三个大小不等的贸易圈,从而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这三条主干线是:

中国—东南亚—日本

中国—马尼拉—美洲

中国—果阿—欧洲

作为三条航线终端的日本、美洲和欧洲,均为输入中国白银的来源地。其中,日本和美洲是白银的出产地,而欧洲主要是美洲白银的中转地。建立在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全球市场,确立了白银的世界货币地位。换言之,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得到了全面实现,于是一个首先建立在白银世界性运动基础之上,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全球经济体系雏形产生了。这正是全球化的开端。

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中国与全球联系起来,在中国与全球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青花瓷在当时独步世界,明代青花瓷的崛起与展开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当全球史开端的时候,海上贸易连接起一个全球市场和整体世界,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最终完成,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从整体上初步建构了全球经济体系。青花瓷在此时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从中国本土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构成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的过程,展现了新的全球文化景观。

晚明国家的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然而,比王朝衰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先导的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即中国从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至此遭遇了首次挫折。

结语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为复杂,变动也最大的时期,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朝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拐点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个是全球化的开端。这使明朝成为中国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型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形成与最终奠定,中国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整个国家与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形成了晚明中国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代白银货币化诞生于全球化开端之前,在全球化开端之际与全球的互动中得以确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始自洪武末年(十四世纪末)白银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的起始阶段;

(二) 以成化、弘治(十五世纪下半叶)为标志,为国家官方所接受认可,随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迅速发展阶段;

(三) 以嘉靖初年(十六世纪初)为标志,白银形成社会流通领域主币,成为国家实际认可的主币的定型阶段;

(四) 以万历初年(十六世纪末)张居正改革为标志,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进入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新阶段,也即国家转型的新阶段。

作为近代开启的标志,白银货币化具有五大转型意义:

(一)中国货币体系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本位制转型;

(二)中国财政体系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

(三)中国传统经济向货币经济,即经济货币化转型;

(四)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五)中国国家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

全球贸易在何时开端?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全球贸易在一五七一年(明隆庆五年)诞生的观点。我认为如以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至少应该提前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中国内部对于白银产生巨大需求,并且向海外寻求的时代。

总之,明代白银货币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国家与社会转型趋向的产物;它的奠定,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全球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全球互动关系的产物。中国并非是西方东来后被动地与全球衔接起来,由于中国自身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朝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全球新时代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万明、徐英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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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女,汉族,1953年3月生于北京,籍贯江西九江。1969年参加工作,曾工作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1983年1月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任编辑。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许大龄教授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后调明史研究室。1988年至今在历史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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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读书9.12】金融、贸易、权力——《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时间: 09月12日 周三 18:30-21:00

地点: 南京 白下区 悠仙美地(新世纪店)7号包间

费用: 30元(包间餐饮)

类型: 讲座-沙龙

主办方: 金陵读书

活动详情

鸦片战争常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根据时人观点及更多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因拉丁美洲白银减产而起的危机,比战争本身带来的影响更深。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其稍后的骤增,虽协助清廷平定相当因白银不足所引发的大规模动乱,但也使得中国的地位相对较不依赖美洲白银的东亚邻邦邻夷。在王权备受挑战之际,支持多元权威并存的传统思想涌现,于王权再行稳固之时,绝对权威的思想抬头而留存至今。全书可供了解世界货币史、清朝中衰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之参考。

我们怎么去理解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呢?《黄金、美元与权力》作者弗朗西斯·加文教授从美国和欧洲的文献挖掘以及应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对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黄金可兑换性进行重新评估。加文教授指出,布雷顿森林违背了传统智慧,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系。很容易出现危机,需要不断的干预和控制才能继续运作。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货币关系并不是一种药膏政治,经常出现激烈争论甚至紧张的局面。事实上,在政治化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允许使用货币的国家强制实现政治和安全的目的,造成西方联盟内的深层矛盾。盖文首次披露了这种显著的影响,这种货币关系造成的裂痕在一个危险的冷战时期,使得美国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战略。

金融与贸易,是研究大国崛起或衰落的关键。重温历史,看看古代中国何以衰落。眼前的贸易战金融战,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再次重演。任何大国的崛起之路,必然不会一路顺风,必然是坎坷崎岖。

主讲人:金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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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英国,用白银、鸦片加坚船利炮突围

在清帝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中,还包括对市场的分工、协作、交换的高度鼓励,而鼓励市场和交换的措施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康熙时代规定海关税“正额”仅为银4万3千两,而这个税额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

下面的表中列出了自1764-1833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除前)70年间,广州粤海关仅对欧美的贸易值统计,它起码能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一是所谓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拒绝贸易”这种流行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靠的;二则它还可以通过对比显示出,中英双方同期的海关税收之差距是怎样的天文数字,从而向我们清晰地昭示着:真正给贸易和商人加上沉重负担的,究竟是中国当局还是英国当局。  

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1764-1833每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年 度  进出口总值   进 口   出 口  出( )入(-)货值

1764   5,545,847  1,908,704  3,637,143  ( )1,728,439

1765-1769 5,952,724  1,774,815  4,177,909  ( )2,403,094

1770-1774 6,451,012  2,094,336  4,362,676  ( )2,268,340

1775-1779 6,721,893  1,995,913  4,725,980  ( )2,730,067

1780-1784 7,002,880  1,994,617  5,008,263  ( )3,013,646

1785-1789 12,944,247  4,489,527  8,454,720  ( )3,965,193

1790-1794 13,243,083  5,894,663  7,348,420  ( )1,453,757

1795-1799 12,946,191  5,008,937  7,937,254  ( )2,928,317

1800-1804 19,129,161  8,737,364 10,391,797  ( )1,654,433

1805-1806 23,517,162 23,348,319 11,168,783  (-)1,179,536

1813-1819 22,823,948  9,053,208 13,770,740  ( )4,717,532

1820-1824 22,630,740  7,952,488 14,678,252  ( )6,725,764

1825-1829 23,551,422  9,161,314 14,390,108  ( )5,228,794

1830-1833 22,636,249  9,192,608 13,443,641  ( )4,251,033


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是抽象的):18世纪-19世纪的亚洲贸易市场是个怎样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的商业大道,可惜的是英国长期却找不到进入这条热闹大道的门径。于是,并非这条市场的大街是“死胡同”,而是寻找这条大街的艰苦过程,反复给英国人留下了陷入迷津和“死胡同”的深刻印象,这却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商品所致。

我们暂且将如何应对自然生态、资源困境的问题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一下被这一结果逼进“死胡同”的英国商人,究竟是如何从那里突围出来的吧!

因为,工业革命及其伟大成果(英国商品),如果真像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力,那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呢绒”而苦恼,满世界去寻找救星,以至于让美国人看他们的笑话了。感谢上帝,他们找到了救星,因为救星竟然就在那个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里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漫长的17、18乃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贡献其实很少,而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却对英国贡献最多。

当然,英国从世界体系找到的,首先就是白银,或者西班牙银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的85%流进了中国,在换回茶叶和生丝等对英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商品外,还导致了中国黄金的外流,因为在中国白银而不是黄金扮演着通货的角色,黄金/白银在中国的比价为1:8,而在英国则是1;16,这从而为后来的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埋下伏笔――这些自然在此不必赘述。

但是,正如彭慕兰正确强调的:白银的开采,却与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欧洲“高压统治”政策的产物。“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所谓“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进一步说明,英国霸权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其技术、生产力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由在漫长的欧洲内部战争和移民战争中日益强化的武力决定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也深刻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市场竞争和国际法的构想之中。或许事实竟如此:不是工业革命导致了霸权政治,而是如果没有这种霸权政治传统,工业革命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能真正将英国拖入困境的不是别的,而总是一个与之类似的霸权。1779年,由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的对华贸易从而彻底陷入困境。由于西班牙原来向英国开放的银元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圆从英国运到中国。随后,新的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纸币制度,更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导致英国罗氏银行破产。而恢复装运现银之后,受银供应不稳定的影响,英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变得惊人。

而当英国再次发现它还是没有从“死胡同”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它想出来对付这个根本难题的办法也不是别的(实际上它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大概也不必在此赘述了。

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主要的产品是棉花,其实中国本身也生产的(如彭慕兰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而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所以中国的棉花市场时而会出现周期性短缺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市场天平似乎终于开始倒转,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

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原因在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而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更具体说就是: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即使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

我们从前面的表中还可以看到: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此大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一个初步的结论到此才清晰起来——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的农业产出、银矿的开采;印度殖民地农奴制度下的棉花和鸦片生产;中国的茶叶、黄金、生丝――特别是1804年之后中印贸易的货币盈余。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彭慕兰所说的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与亚洲“死胡同”发生“大分流”的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是这几个大项的产物,然而如果将这些基本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怎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突破人类生态资源困境、人口压力 “现代经济”的创生?我们又怎能说: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可以彻底摆脱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的制约而独立存在?

真正使英国处于有利地位的,不是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国力图武力统治世界的霸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野蛮的军事暴力支持,没有“高压统治”,不但所谓“工业革命”会因为其“奇技淫巧”(1804年之前,英国可以勉强出口中国的商品,无非是坚硬的呢绒和“打簧器”,后者的大部分今天依旧陈列在故宫的所谓“珍宝馆”里供人欣赏)找不到市场而胎死腹中,而且,如果没有军事暴力,英国要想让美洲、印度都俯首帖耳,那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说,英国指责中国的“朝贡体制”垄断,那么它代表的也从来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力图剥削全人类的炮舰资本主义。英国进而指责“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虚伪而且古老,那么,它就也因为其炮舰贸易的赤裸裸,而不可能长久和可持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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