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微尼斯人娱乐

当前位置: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 > U.S.A.最成功的共产社会是什么建设成的,全世界

U.S.A.最成功的共产社会是什么建设成的,全世界

来源:http://www.htdcf.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 时间:2019-10-21 17:31

美国最成功的共产社会是如何建成的?

原标题:走进加拿大的“世外桃源”

习五一:当代全球的宗教复兴与宗教冲突的加剧

美国国家构建的制度架构和思想渊源决定了其早期公民教育的必要性、目的、内容和途径

“凡是村民生活所需的,我们村的社区商业服务中心都能提供。”慈溪市庵东镇振东村村主任陈孟军自豪地告诉笔者,我们农民也有了自己的“CBD”,在农村消费和城市里没有啥两样。 CBD是CentralBusinessDistrict的缩写,意指商务中心区或中央商业区。一般而言,它是城市的功能核心,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商业等高度集中。随着慈溪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块,乡村商贸业迅速发展,统一的村、社区商业服务中心逐渐在乡村兴起,集聚了乡村人流,繁荣了乡村经济,而当地农民在乡村“CBD”中乐享生活便利。笔者在庵东镇振东村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的商业服务中心看到,这里购物、餐饮、娱乐、维修、美容美发、洗衣、家庭服务和再生资源回收等应有尽有,而且门面统一装修,俨然有了城市商业中心的氛围。白天,这里人头攒动,村民在这里买菜、购物。傍晚,这里成了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村民直夸农村社区商业服务中心是个惠民工程,村民不用出村,就可以解决日常所需,方便了村民生活,日常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了。 最让村民放心的是,当地农贸市场出售的商品每天要抽样检查,市场还设有商品质量检验室,慈溪市工商局每月定期派检测车来检测。市场边上就是一个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华润慈客隆”连锁超市。在商品的配送方面也采用现代物流方式,做到了安全便利。在振东村社区商业服务中心,还设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场地和设备由村里提供、医生由庵东镇公派,为村民提供平价医疗服务。陈孟军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之初,我们就明确了平价医疗的定位,这里所售的药品,不得高于进价的20%,减少村民的医疗负担。” 据悉,和振东村一样,慈溪目前已建成了10个农村社区商业服务中心,今年在建的有7个,商业中心将逐渐覆盖当地全部农村人口。慈溪市贸易与粮食局办公室主任邵政突说,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上半年,慈溪市农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5.95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11.05%。 另据了解,宁波市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农村社区商业服务中心的建设。

真正的共产社会有很多苛刻标准和要求,这不但使得这种社会理想实践很难存续,甚至很难出现真正的共产社会,而美国胡特人不但成功做到这一点,并且成为全球人口扩张最快的人群,他们何以能如此?

【本报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李婷】现代社会的人们有时会幻想着逃离繁忙都市,搬到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没有房贷、不愁衣食,生活简单毫无压力,在加拿大就有4万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图片 1

美国公民教育;国家构建;国家认同;共和实验

共产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社会实验,推动这场实验的人,曾为它披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外衣,这让它看起来颇为现代,然而,这些外衣所包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平等、互助、分享、财产共有——却远不是现代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它有着古老的渊源,只不过早先它所披戴的,通常是宗教和神学的外衣。

图片 2

当代全球的宗教复兴与宗教冲突的加剧,已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热点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它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面貌。本文仅仅侧重分析宗教因素在当代社会冲突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邓和刚,四川大学出国人员培训部,E-mail:denghegang@scu.edu.cn。四川 成都 610065;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E-mail:yuanzujie@scu.edu.cn。四川 成都 610064

15世纪晚期,印刷机让乡下穷秀才们[1]也能直接读到圣经了,宗教改革随之风起云涌,大小教派遍地开花,其中半数以上都有着共产主义倾向,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许多教派将它们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共产社区,(美国历史 www.lishixinzhi.com)而空旷肥沃且远离世俗旧政权的新大陆,恰好为这些社会实验提供了理想条件。

胡特尔社区内

一、当代世界宗教出现区域性的复兴趋势

内容提要:美国的国家构建包括国家制度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构建新的国家需要一种新的教育,公民教育因此被美国建国精英们一致认为是必需的。国家构建与公民教育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美国国家构建的制度架构和思想渊源决定了其早期公民教育的必要性、目的、内容和途径。“共和实验”决定了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构建宪政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迫切需要使美国的公民教育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即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注意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政教分离原则加速了学校教育世俗化,公民教育理念逐渐在学校教育中取得统治地位;联邦制下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确立了地方政府成为公民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与此同时,在国家制度保障下,美国早期的公民教育为国家构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然而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市场日益发达,特别是铁路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共产社会大都没有经受住现代市场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冲击,到上世纪初已纷纷衰败、瓦解或者变质,比如一度颇成气候的震颤派[2]曾在美国建立了20多个共产社区,但存续至今的只有缅因州的萨巴斯代湖(Sabbathday Lake)村,该村在2009年已只剩三个人。

这个倡导共产主义、和平主义的族群叫胡特尔派,19世纪从欧洲迁徙到北美新大陆,主要分布在加拿大“草原三省”和美国北部的郊区。一百多年间从最初200人的两个社区发展到了近5万人,每个社区由10到20个家庭组成,人口约50至140人,胡特尔人共同劳动、按需分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仿佛是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国,果真如此吗?

当代世界宗教的演变出现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一,基督教的重心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第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不断高涨。

关 键 词:美国公民教育 国家构建 国家认同 共和实验

不过,它们中有一个成功抵御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冲击,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一个分支胡特尔人(Hutterites),在四百多年中始终维持着共产制度,除家具和少量日用品外,一切财产共有,生产由集体安排,生活资料统一分配,吃饭在公共食堂,三岁以上即开始接受集体教育,作息举止服饰发型皆有严格规定,整齐划一。

笔者参观了这个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郊区的美景胡特尔社区,阿尔伯塔省有近200个胡特尔社区,只有少部分对外开放接受外来者访问。美景社区向每位来访者收取10加元,这也是他们的几项生意之一。我们的胡特尔人向导特雷莎女士穿着欧洲中世纪风格的服装,碎花长裙、头上裹着方巾,就像英剧唐顿庄园里的农妇,留意到这里的每一位女士都是这样的装扮,而男性是格子衬衫配黑色背带裤,她说大家是统一发放的服装,所有衣服都是这里的妇女们手工缝制的。

第一,基督教的重心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基要派福音主义迅速崛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督教势力,长期推行传教国际化的战略。据估计,20世纪初全世界85%的基督徒居住在西方。到20世纪结束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60%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以发达国家社会为依托的基督教文化,以强势文化态势,持续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信徒遍及全球,继续占据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宝座。在基督教基要派中福音主义迅速崛起。福音派具有强烈的传教使命感,渗透世界各地,深入社会草根阶层,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最大的宗教团体。大量基督教徒居住在中东、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当地的传统宗教文化交织生存,摩擦不断。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0XJA770010);四川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ILTC2012003)。

胡特尔社会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非常兴旺,在过去几代已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社群,从1870年代迁居北美时的四百多人增长到了2010年的四万多人(这还没算上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这是一个难得的实验案例,清晰而纯粹,考察学习一下它的成功经验,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其他实验都失败了,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流社会为何是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在社区内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大片辽阔的土地而没有什么房屋或居民,美景社区占地7000多英亩只有54人,特雷莎奶奶说在市区有他们的肉蛋专卖店,农产品就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生产间看到几台专业的大型农耕设备,原来胡特尔派并非与外界断绝来往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者,尽管他们不倡导过多娱乐和消费、在穿着和生活方式上非常简朴而守旧,但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农耕设备和技术,并且擅长经营生意。在参观特雷莎一家的房子时,看到冰箱上贴着她的九个孙子孙女的照片,胡特尔社区内有自己的学校、图书馆,母语是德语,而英语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第二语言,她说孩子们上学到15岁后,就从学校离开步入成年人的生活开始劳动和工作。

第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极端主义思潮被恐怖主义利用为思想资源。在中东地区,巴以冲突引发四次战争,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穆斯林民众开始尝试从伊斯兰教传统中探索民族振兴的道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以中东地区为核心,波及亚非欧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政权,掀起轩然大波,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伊斯兰教组织向世界各地大力传播宗教文化,全世界穆斯林人口逐年增长,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极端主义思潮比较活跃,被恐怖主义利用为思想资源,特别是在“9·11”事件后,它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1.009

人类只要保有探索、创造和模仿的自由,其需求便永无止境,因而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所有现代共产实验都从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许诺开始,却无一例外以提倡艰苦朴素、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告终,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平等只能通过向下对齐而实现,供需只能借助对探索和创造的压制而得以平衡。

这里所有房屋建筑和装修风格都是传统的欧式田园风,家里没有电脑、电视机或收音机,她说也没有手机和网络,只有工作和生意需要的时候才能使用电脑上网。家里也没有厨房或厨具,因为他们每日三餐都统一在食堂吃饭。看到桌子上摆放着花布围裙、布袋子和烤箱手套等,特雷莎奶奶说都是她自己做的对外出售,这也是胡特尔人被社区允许的唯一私有收入渠道,她说自己可以保留一点点零花钱。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宗教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向原旨教义复归成为宗教复兴运动的特点之一。各种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思潮都产生出一些极端派别。这些宗教极端主义相互冲突,教派争斗愈演愈烈。

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构建包括国家制度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两个维度。前者是构建以人民主权理念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后者是构建一种把生活在一定疆域之中的单一民族和多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并使之具有共同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文化。

为此,胡特尔社会禁止一切奢侈消费,采取极端避世的姿态,以种种规定排除外部诱惑:远离外人,集中居住,禁止收音机、电视、唱片和网络,整个社区只有一部公共电话,电脑只能在工作场合使用,教育全部在社区内进行,且到九年级为止,除了极少量零花钱,个人很少有可支配现金,而且消费项目受教规严格限制。

接着笔者参观了食堂、厨房和养殖场等,无论哪里都打扫得一尘不染,不得不感叹他们的组织和管理非常井井有条,主要得益于每位居民哪怕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在认真工作。询问另一位17岁的姑娘,她说自己很喜欢这里的生活,美景社区是一个大家庭,无论男女老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落下。她还没结婚,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只能在胡特尔派各个社区内选择配偶通婚。尽管生活单调、体力工作繁重,但她感到快乐,愿意遵守两百年的传统,并不觉得自己错失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胡特尔人有着自己对于理想生活的诠释,无论哪种生活方式,也许心态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二、各大宗教中基要主义教派的兴起,成为冷战后世界宗教冲突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成文宪法实施现代共和政体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的国家。从国家构建的角度观察美国教育的发展路径,其建国前后发生的最大变化表现在自启蒙时代以来兴起的理性主义通过宪法中宣布的“政教分离”条款开始取得统治地位。美国教育从此告别了宗教教育主导的时代,正式踏上了包括公民教育在内的理性主义教育的道路,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所谓公民教育,“从广义上讲,指的是影响人们作为或者即将作为一个社区成员的信仰、责任、能力和行为的所有程序”①。美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与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兴起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知识、好奇心和反思是开启潘朵拉之盒的祸首,想得越多,越难以忍受沉闷单调一成不变的朴素生活,所有胡特尔人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现代媒体,几百年的封闭离世生活已让他们习惯于只做不想,连神学思考也早已停止,面对年轻人提问,长老们只会重复教条,从不解释为什么,只告诉你该怎么做。

责任编辑:

自冷战结束以来,由宗教引起的民族冲突,以宗教为背景的地区冲突,因宗教对立导致的国际干预,宗教极端主义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邪教组织制造的恶性事件等等,都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宗教势力扩大的代价是,政教冲突愈演愈烈。

本文试图从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通过梳理美国早期从宗教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化,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美国推行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美国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和载体是什么?其公民教育取得哪些成就和面临什么样的困境?这对我国开展公民教育有什么样的启示?

对外部信息的隔膜也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上,胡特尔人至今仍以其发源地的德语蒂罗尔方言为母语;思想的停止也可从另一点看出:他们所保存的作为其精神指南的宗教典籍,由另一种古老德语写成,如今的胡特尔人已很难读懂,但他们并不介意,只管念诵就行了。

考察当今世界爆发剧烈冲突的地区,大多数涉及宗教信仰因素,比如:在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地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刀枪相见,发生重大的杀戮惨案;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常被解读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复杂的宗教战争;在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至今仍是暴力事件不断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指派其骨干分子,使用化学毒气,对东京地铁的民众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在南亚古吉拉特地区,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关系紧张,常常发生教派争斗的流血事件。

一、从宗教教育到公民教育

财产共有、集体生产和资源共享这些核心特征,决定了共产社会是一种特殊的互惠型社会,而互惠关系的维持,需要一种全面而无孔不入的社会监督机制来执行社会规范,为此,要么建立奥威尔式的警察国家,要么由社会成员相互监督,后者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相互熟识,从而使得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社会舆论的约束之下。

值得重视的是,除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外,亚伯拉罕宗教河系中的原教旨主义,或称基要主义教派的兴起,成为冲突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虽然是以新型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人类现代舞台上的,但其教育的源头却是欧洲中世纪时代遗留下来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教育。因宗教改革而崛起于16世纪的宗教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母体,在欧洲教育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这样的监督机制只有在规模小于150[3]人的小社会才可能实现,邓巴在说明这一点时,举的一个例子正是胡特尔,胡特尔社区的规模在60——140人,每当人口接近上限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均分为二,这一机制确保了其规模始终维持熟人小社会的水平。

宗教学家将世界宗教分为三个大体系:其一,发源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被称为“亚伯拉罕宗教河系”;其二,发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宗教文化,被称为“印度宗教河系”;其三,发源于中华大地的宗教文化,其核心象征 是圣贤崇拜,因此被冠名为“哲人宗教河系”。

自公元5世纪欧洲的古典文明湮灭以后,欧洲的文化精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基督教保存下来的。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教育色彩。同样,宗教教育在北美源远流长,曾经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的教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脱胎于欧洲宗教改革的清教徒特别重视教育。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和加尔文都把读书识字阅读《圣经》看作是一个合格基督徒的必要条件,而以后者对北美殖民地社会生活影响最大。加尔文把路德开创的宗教改革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在宗教事务上,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负责。《圣经》就是生活的规则,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阅读,不需要依赖牧师。因此,教会最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求每一个信徒必须知道怎样阅读,并且只要有必要就提供必需的指导。”②这样,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把教育变成了通向宗教世界的必经之路,要求人人读书识字的做法为普及教育和公立教育开辟了道路,但是其负面作用也很明显,就是把教育局限在宗教的范围之内。

和一般互惠型社会不同的是,共产社会的平等原则还需要其成员表现出强烈利他性(strong reciprocity),而不仅仅是互惠利他(reciprocalaltruism),即,要求他们即便在没有预期回报的情况下也愿意为他人做出牺牲;经验表明,没有特殊动机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亲选择(kin selection)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动机:假如帮助对象是近亲,人们就比较容易表现出强利他行为。

关于亚伯拉罕宗教河系,它包括世界上三个主要的一神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所表述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属于同一家庭的不同分支。”数世纪以来,亚伯拉罕宗教河系的各个宗教一直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根据美国圣经神学院院长曼弗里德·T·布劳奇教授的分析,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一神宗教都“留有种族中心论、宗教盲从、敌意的印迹,时常还有憎恨、迫害、暴力,甚至是试图种族灭绝的印迹。”在历史上,这三大宗教相互激烈争斗,进行“圣战”,其目的是征服和摧毁其他的文化信仰,并占领其土地。在今天,这三大宗教中基要主义极端派别的复兴,成为宗教冲突的思想资源。应当指出,同样在今天,这三大宗教也有许多理智的神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经典中多元化的元素、和谐共生的精神,希望开展宗教对话,实现宗教和解。然而,不幸的是,今日中东地区,仍是战火连绵的热点地区。

清教徒来到北美立足未稳就忙着建立学校,教导他们的孩子读书识字。他们认为,“要崇敬上帝,就必须人人学会阅读《圣经》”③。根据伯纳德·贝林的研究,清教徒按照家庭、社区、教会和殖民地的形式组织教育。基础模式是家庭教育,清教徒社会规定每个家庭必须给孩子提供必需的识字教育。如果家庭贫穷,孩子必须到社区的学校接受教育。富裕家庭的孩子则在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可以在各种付费的私立教育机构如文法学校接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则是以殖民地政府特许,地方政府或教会募集办学经费,富裕家庭付费的方式兴办的。各级教育的目的是把人们的职业分工和宗教虔诚通过代际传承保持下去。贝林指出:“北美第一代移民采用的教育模式直接来自于中世纪,适用于同质的缓慢变化的农耕社会,这些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本能的和传统的。”④

胡特尔正是以父系家族为构成基础的亲属社会,每个社区由十来个扩展家庭组成,包含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姓氏;北美胡特尔人一共只有18个姓氏,不与外人通婚,所以每个社区都是少数几个有着长期通婚关系的家族的合作群体;亲选择无疑起到了减少冲突、强化合作互惠的作用。

尽管巴以冲突有强烈的宗教因素,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最近当我读到一批资料,关于巴以冲突的宗教背景,仍深深感到震动。美国的一位政治评论家贾斯丁·雷蒙多分析指出,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基督教福音派结盟,成为中东地区冲突不断的重要因素。

但是,三个主要因素推动了北美教育向世俗化发展。首先,宗教宽容为北美教育世俗化铺平了道路。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依赖温斯洛普个人权威建立和维持的清教社会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挑战。清教徒内部的分离派如罗杰·威廉斯和哈钦森夫人等率领各自信徒另外开辟了殖民地;清教徒的二代和三代纷纷背离加尔文教严苛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清教徒不得不降低圣徒的标准,出现所谓“半途信约”。越来越多的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带来了更多的宗教派别,建立了更多的殖民地。18世纪30年代发生的“宗教大觉醒”本意是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宗教的热情,结果是造成教派林立,宗教宽容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于是几乎所有的教派都重视教育,但是又没有任何一个教派可以在教育领域中独大。教育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包容。

相比之下,震颤派过于进步,废除了婚姻与家庭,实行独身禁欲主义,禁止性生活和生育,于是就失去了血缘纽带对社区的凝聚作用。

他指出:“当世贸双塔坍塌时,新保守主义运动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的首要政纲就是要建立全球帝国。”“他们宣称,为了保卫自己,我们必须成为全球霸主,就从中东下手。”以色列在每个新保守主义者心中享有特殊地位,因为“在冷战时,以色列是美国最忠实可靠的盟友,它代表的所有价值与其阿拉伯邻居们迥然不同:现代性、民主和西方文化。新保守主义者们坚信,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传播到全球。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武力。”

其次,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北美教育世俗化提供了思想理论。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凭借自身理性就可以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积累知识和探求真理,人类社会可以是一个依靠知识积累不断进步的社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指出,北美的有识之士并没有陷入当时欧洲常见的理性主义与宗教的纯思辨的哲学争论当中,他们更看重理性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在美洲,使人们获得解放的并不是以现代的哲学体系对抗古代和错误的哲学体系的机会,而是把所有哲学都带入日常生活这一检验一切的现世舞台的机会。任何哲学,无论如何神圣,都必须经受这种检验。”⑤他认为,北美人民在殖民地的开拓历程中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诉诸自明之理”同时又豁达开通不拒成见的精神气质。

共产制度的一大困境是,既要贯彻平等共享原则,同时其共产和集体性质又需要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组织生产和实施分配,可是权力组织一旦建立,平等就很难维持了,掌权者总是会为革命事业而多啃鸡腿,而一旦出现等级分化,艰苦朴素平等共享的伦理原则就成了空话,游戏重点又回到争权夺利和努力向上爬,于是社会规范也自然会围绕资源与权力竞争而重建。

而共和党内的基督徒福音派是宗教新保守势力的主干。他们对以色列关注在于神学。在《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第一章中,使徒问上升的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新约全书》中的这段引文集中体现了基督教保守派对以色列的迷恋,认为它在“末日”能起的关键作用。

直接推动学校教育世俗化发展的是18世纪北美社会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实用知识。宗教教育的狭隘目的,如为了阅读《圣经》而培养普通民众的拼读能力,为了培养牧师和官员而教导富家子弟的古典知识,都已经不能满足北美社会的发展需要。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律师、官员、商人、医生、各种技师、建筑师、土地测量员、簿记员等等,他们必须要掌握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等现代知识才能够胜任。到美国独立前夕,殖民地学校已经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实用课程,培养出了很多应用型人才。

胡特尔人将社区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的做法,在维系社会规范的同时也避免了等级分化,社区之间没有更高层权力机构,社区内由六位长老组成决策机构,下设十来位奶牛长、家禽长之类的业务主管,这就确保了每个父系家族都有几位长老,每个扩展家庭都至少有一位业务主管。

在基督教教义中,千禧年的精神屡见不鲜。耶稣有朝一日会回来,并且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永恒王国的观念,是基督教的一条中心教义。在基督教保守派看来,未来将会陷入大的混乱,但真正信仰《圣经》的基督徒们会在混乱开始之前被“欢天喜地”地带走。这就是所谓的苦难时期,这种苦难会在耶路撒冷西北面的一个山谷,即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最终得到解决。当基督徒们“欢天喜地”地被带走后,以色列人将占有地球上的教堂。在基督教保守派看来,这将标志着《圣经》中已预示的另一个神学时期或者“天启”的开始。

贝林指出,在殖民地后期,由于家庭、教会、社区和经济因素的变动,教育也正在发生转型。美国革命对于教育的影响主要在于“使殖民地时代以来的趋势摆脱了法律和制度束缚,确认并制度化了这些趋势,给予这些趋势以启蒙政治思想框架下的法律认可”⑥。所以,革命以后的美国教育继续沿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如何世俗化,换言之,摆脱宗教目的后的教育应该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建国时期美国教育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公民教育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样一来,地位分化只发生在性别和年龄段之间,每位男性在其盛年期都有望担任某个职位,如果他表现出一些进取心和领导能力,也很可能成为长老,不会出现某个人既有野心又有能力却得不到机会施展的情况,而后者正是社会不满和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根基。唐纳德·瓦格纳教授在《基督教的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中的文章《福音派和以色列:一个政治联盟的神学基础》(Evangelicals and lsrael:Theological Roots of a Po?鄄litical Alliance)中对此有所论述:

独立以后的美国教育有了一个全新的意义,即为国家培养“共和国公民”。如前所述,建国时期的主要教育思想家对公民教育的意义、目的、内容等等都做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时代的重大关切。他们的教育思想是要用公民教育取代宗教教育,使之成为“新型共和国”教育的主要目标。同时,在如何处理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时,他们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杰斐逊深知宗教的利弊。他在坚定地主张宗教宽容的同时并不否认宗教在伦理方面的重要作用。杰斐逊认为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他在《弗吉尼亚记事》中写道:“理性与自由探索是纠正谬误唯一有效的办法,让它们充分发挥作用,它们就能支持真正的宗教,使所有谬误受到审判,接受理性和自由探索的考验。”杰斐逊反对宗教偏见,但并不笼统反对宗教伦理。他认为:“就宗教教条和伦理原则的区别而言,从古到今的人们争吵、战斗、互相焚烧折磨,就是为了一些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抽象观念,而这些观念绝对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由此可见,杰斐逊认为从真理到谬误只有一步之遥,把宗教伦理变成宗教教条就是把真理变成谬误。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互相竞争的,他在筹建弗吉尼亚大学时主张接纳各个教派,并指出:“通过容纳不同教派,让它们与学生群体混同起来,我们就可以软化教派的纷争,使教派的偏见变得开明和中立,使共同的宗教变成一种和平、理性和伦理的宗教。”⑦一位美国学者在评论杰斐逊论宗教对教育的影响时说:“检验宗教优点的真正唯一的标准是宗教是否有效地促进了符合人的权利观念的和平、法治和伦理。”他认为,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的确尊重宗教,不是因为神学的博大精深和理论上的洞见,而是因为宗教的伦理价值”⑧。

重要的是,在一举一动都处于众人监视之下的熟人社会中,如此轻微的地位分化不会导致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当上主管和长老唯一的好处是少干点体力活,这不足以为争权夺利提供激励。

“当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基督教保守派相信,末日即将来临。L·尼尔森·贝尔———葛培理的岳父、《今日基督教》的编辑,在1967年7月写道:‘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第一次完全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这震撼了《圣经》的信奉者们,使他们对《圣经》的准确性和合法性有了全新的信念。’”

在这种价值观整齐划一,行动上一切听指挥,生活上无处不被注视的社会,必定会有一些不满分子,尤其是年轻人,把他们强留在社会中,只会带来冲突和危险;假如这种社会是奥威尔式的,解决方案便是定期大清洗,但胡特尔不是极权社会,他们是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去留自便。

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在前台鼓动宣传,基督教保守派在后台鼎立支持,这两股势力结为联盟,两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并控制了国会。他们制定的中东政策,使得该地区战火连绵,和平遥遥无期。

这与再洗礼派的核心教义有关:他们不承认对未成年人的洗礼,认为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的决定必须由心智成熟健全的成年人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做出[4],胡特尔人通常在19——22岁之间接受洗礼,从而获得社区完全成员资格,并承担起遵守全部规范的责任,而在次之前,他可以选择推迟入教或者离开,即便在入教之后,他也随时可以退出,只是后者会被视为叛教而遭忌避,而前者只是被当作普通外人对待。

三、21世纪将是宗教暴力与战争的时代吗

去留自便的做法,短期效果是让不满者离开从而释放社会压力、消除潜在冲突源,在长期则起着筛选作用,不断剔除其性格与胡特尔社会不相容的成员。

美国联合军事情报学院的波莱特·奥迪斯教授撰文指出:“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暴力与战争的时代。”“当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意识形态的力量升级暴力形式、级别和种类时,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威胁。”我认为,这位教授的观点或许太悲观了,但是这种新的盛世危言,确实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对社会规范的不满和对权威的挑战最集中的表现是青春期躁动,对此胡特尔人也有应对机制,在15岁离开学校到接受洗礼之前这几年,年轻人被视为未成熟不懂事而豁免了遵守某些规范的责任,比如喝酒、抽烟、打牌、去附近镇上玩,只要不太过分就会得到容忍。

尽管宗教被公认为是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每当它与战争和政治连在一起时,宗教便成为危险的符号。尽管各大宗教领袖反复重申宗教的目的是爱与和平,不是杀戮。然而,每种宗教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界定生死的整套教义。宗教不仅回答“我为何而生”,也同样回答“我为何而死,为何而杀”。当今世界重大的区域性战争中,无论是在巴尔干、索马里,还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敌对双方的主要动机、意图、能力和目标都蕴含着宗教因素。当然,没有明智的人会认为,宗教是解释战争的唯一因素,宗教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叠加,才能诠释冲突与战争。

任何社会运动最初都由一群理想主义者领导,而一旦开始真正动手建立组织、展开行动、创建社会,理想主义者就会逐渐被实用主义者所取代,否则运动很快就会失败,但这一替代过程未必顺利,许多教派会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需要保持理想主义色彩以便不断吸纳狂热分子去传教,但同时组织的维系和运营需要它转向实用主义。

然而,宗教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冷战时期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人们正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第二,各大宗教中基要主义的兴起,带来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并向政治领域扩张,成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

一个教派若主要依靠传教和吸纳新教徒而发展壮大,就很难完成实用主义转型,因而组织和制度很难稳定下来,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非常狂热而坚定,很容易争吵不休却拿不出可行方案。

约翰·洛克说过:“一个有想法的人要比100个追寻利益的人更强大。”但是,如果想法和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可能是致命的。正是宗教意识形态和群体利益的结合,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现代国际冲突中,宗教越来越显露出其重要性。当今全球大多数的区域性冲突都有明显的宗教动因。宗教因素总是与种族群体认同、语言、地域、政治和经济相关。因而,宗教冲突比其他形式的战争更加严酷,持续的时间更长。当然,解决冲突的方案也必然要包括宗教因素。

胡特尔人没这问题,因为他们不传教,发展壮大全靠子宫,所以几代人之后,理想主义者便消失殆尽,他们也没有职业教士,牧师由社区长老充任,通常对神学毫无兴趣,也读不懂多少经典,教义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套沿袭已久的行为规范。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呼吁:尊重各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性,消解“文明冲突”,建立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国际社会。

胡特尔的实用主义也体现在他们对待现代技术的态度上,尽管在消费、穿着和生活方式上非常简朴而守旧,并尽量杜绝媒体、娱乐、奢侈品等外部诱惑,但他们并不拒绝新技术,只要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会毫不犹豫加以采纳。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积极采纳新技术,加上劳动力成本低,胡特尔人经营的集体农场在北美极具竞争力,也正因此才能让他们维持了极高的生育率(1950——80年代高峰期人口年增长率达4。12%),并不断买入土地建立新社区;他们的高增长率,也得益于对现代医疗技术的接受。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3期

【暂时解除的人口压力】

社会压力最根本的来源是人口压力,但在胡特尔人迁居北美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一压力暂时解除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每18年翻一番的极限增长率,北美大平原广袤空旷肥沃而又廉价的土地,为胡特尔这样勤劳节俭而又自甘寂寞的农场经营者提供了极为理想的环境,那里的自然条件与他们迁往北美前所在的乌克兰也很相似,20世纪的城市化浪潮吸走大量农民更为他们腾出了发展空间。

实际上,直到1950年代现代化大型农场兴起在美国之前,胡特尔集体农场比美国的传统家庭农场更具规模优势,所以在1980年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的人口和社区数量都是在毫无压力的条件下迅速膨胀,避免了资源稀缺性转变为社会内部的压力和冲突,直到80年代,大型农场带来的土地价格上涨才开始让胡特尔人感觉到压力,也正是从那时起,生育率开始显著下降;假如地价继续上扬,人口压力持续提高,胡特尔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还不好说。

尽管胡特尔人奉行离世隔绝的教条,但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所在大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若没有现代医疗,就算放开了生,也不会有这么高的增长率,若没有现代市场可出售其农产品,他们顶多能够过上勉强自足的生活而无法扩张,若不采纳现代农业设备,他们的农场也不可能盈利从而为获取新土地而积累资金。

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环境,胡特尔奉行的绝对和平主义让他们放弃了自卫能力,若不是身处北美大平原这样文化宽容、社会压力宽松、民风淳朴和善的社会,将难以自保,若没有现代司法体系所提供的普遍安全保障,甚至可能被灭掉。

像再洗礼派这样拒绝融入主流社会、拒服兵役、抵制义务教育、拒绝医保和社会福利的非主流小教派,是绝大多数政府所无法容忍的,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宽容而自由的社会,他们才找到了容身之所,并且兴旺发达。

U.S.A.最成功的共产社会是什么建设成的,全世界的宗派复兴与宗教冲突的加强。胡特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注:

[1]许多新教教派的创立者或领袖人物大多是低级教士或粗通文墨的手工业者或小商人。

[2]震颤派是从源自英格兰的贵格派中分化出的一个激进教派,因其信徒在做礼拜时常狂喜至全身颤栗而得名。

[3]150这个数字因而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

[4]所以该教派早期传播时常为入教者的重新施洗,并因此而得名。

本文由澳门威斯尼斯人网址发布于澳门微尼斯人娱乐,转载请注明出处:U.S.A.最成功的共产社会是什么建设成的,全世界

关键词: